09年盛夏，因一次培训的机缘在意大利全自助地走了几个主要城市。在这个基督教教廷所在地，所见最多的人文景观自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宗教场所。数日之内，几乎数不清见了多少教堂、修道院，而在城市中、博物馆内所见海量雕塑和绘画，又十有八九是基督教题材。而游访数日后归国，闲谈时却被人指正：梵蒂冈乃“天主教”之所在，“基督教”则是另一教派……云云。实际上，此说所造成的误解由来已久。
“基督教”英文Christianity，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教派的统称。驻于梵蒂冈的教廷，乃Christianity之一支——Catholic，其词源重在强调普适性，为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教会的衣钵，此即国人所谓“天主教”。“天主教”之名称并非源自罗马，而是明代来到中国的罗马传教士为了使Catholic入乡随俗，根据中国人“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的观念创设出“天主”之名，以完成Catholic教派的本土化，其实和麦当劳推出“老北京鸡肉卷”产品是同一逻辑。而我国人所谓“基督教”，实为新教派（Protestant），乃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产物。这种混淆，好比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什叶派，而某人却非将后者称为“伊斯兰教”，以为此种宗教存在“逊尼教”和“伊斯兰教”两种，好一团乱麻！
梵蒂冈·圣彼得教堂
中国人何以完全混淆了Christianity和Protestant，使用“基督教”这一统称来称呼“新教”，以致即便教徒也对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理解混乱？不得不说，多年以来国内基督教各派适应形势采取“三自”策略——当然国家大事非我等所应评判——只是客观地讲，在这一“关起门来自己爽”情形之下，官方所做的粗略命名，成为大众接受的标准信息。这一强大的话语权筑成了认知壁垒，至于该宗教在西方原本的情形，就完全与国内大众的认识脱节了。
在罗马，我拜访了天主教耶稣会的总部教堂。这个最早的巴洛克建筑，记录了天主教会的很多血雨腥风。就是这座教堂里，曾走出过一位学者型传教士，飘洋过海到达东方，在历史里留下了一个充满故事的身影，那就是利玛窦。本人就是出于对此人物的极大兴趣，而因循他的名字取了“立马逗”的网名。利玛窦是欧亚大陆遥远的两端在彼此隔绝演绎了几千年之后的一次握手，也是独立成熟的东西方文明走到交叉路口前充满艰难与尴尬的一场相会。因会修理自鸣钟才得以进京的经历看似卑微、今天北京行政学院里那通石碑看似低调，然而利玛窦们实在是历史奔涌的长河在全面汇流之际的经典角色。站在利玛窦曾祷告的穹顶之下，我感到了他的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存在着多少误解，交流过程之片面性、不完整性是如何在古今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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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总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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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们代表的“西学东渐”，在他们来的路上，已经丢失了极多的信息。或许这“西学东渐”可以扩大一下概念，不单特指明末清初乃至清末民初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传播，而是从广义上讲，古今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正巧赴意之前的小学期，我在研究生院选修了一门张浩达先生的西方美术史课程。这门名为《视觉圣经》的课，最大价值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将众多西方艺术品做一梳理。之前我已见过很多西方绘画和雕塑的经典之作，而课程在“基督教”这个总目之下，将这种种做了一番梳理，才提醒了我，原来在这些貌似熟悉的作品背后，其实始终有一条主线——基督教——在贯穿，基督教作为西方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底色，主导了所有这些作品的诞生，但生长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却始终从美学的角度来欣赏它们，较少去了解它们的宗教背景。
实际上，这反映了一种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片面性。也就是说，懂得从美学角度去欣赏西方绘画，却很少得知它们的宗教背景，由此造成了对西方艺术品理解的片面。而缺失的部分，又恰恰是艺术品最核心的价值部分：在梵蒂冈我看到了米开朗琪罗的永恒之作《最后的审判》，它的画面固然引人入胜；然而它最真实的价值，又何尝是不理解米氏本人在宗教上的悲壮情怀所能领略的。将此种现象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领域内的类似现象：我们都懂得欣赏古希腊建筑中经典的四种柱式，然而为什么西方人将这些柱式视为古希腊文明“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产物？我们都知道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然而有谁知道他在“国际主义”这个冠冕堂皇的形容之下，首先是出于一个基督徒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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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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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是一个最讲求“科学精神”的国度，多年的西式教育给中国人脑中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什么是科学的，什么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判读：如果说某事物“很科学”，那它一定错不了；如果某事物“不科学”，那它十有八九靠不住。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指引下，“科学”成为在中国大地上畅行无阻的一把价值标尺，可以横扫一切。近年来争议甚广的中医废存议题，就是这种价值观最突出的反映。中医作为生长于中国文化母体中的医学，被用现代西方科学加以判断，并得出十分消极的结论。在中医批评者看来，因为中医“不符合科学”，就一定信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认科学技术极为发达的美国，却常常有两套价值标准：一套是科学的，另一套是宗教的。例如一些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中国的公众对其普遍抱有极其宽容的态度，只要听说是“为了科学研究”，那么这项投资毫无疑问地是正当的。然而事情到了美国，却会遇到很多人文主义色彩的思考和质疑，而这些人文主义观念来自宗教。中国公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NASA的太空计划被质疑仅仅是因为造价高昂，其实这是极为片面的。而更进一步说，中国公众只看到科学的一面、却看不到宗教一面的原因，一是地理阻隔和文化差异，二是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天然地将西方国家宗教文化方面的意识和谐掉了。
中国基础教育之扎实是毫无疑问的，中小学教育中向来极其强调理科的基本功。正因为此，西方科学的内容，从定理定律到科学家故事，都为中国学生耳熟能详。然而这同样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故事，人们都知道经典力学的缔造者牛顿如何具有科学精神，却毫不考虑牛顿自身的宗教背景。牛顿及其同时代的诸多科学家，包括笛卡尔等等，他们是在欧洲深厚的基督教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并且毕生生活于这一语境中，因此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初衷，绝对不是如今天科研工作者一样用一种现实理性的“科学立场”从事研究，他们往往并非出于探究“自然奥妙”的动机。牛顿们的很多研究，最初都是为了向怀疑上帝的人们证实上帝的存在，但他们进行探究的方法和原则具有“科学精神”。在这种状况下，原本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探索，最后得出的结论却不能支持这一假设，甚至与上帝的存在互相矛盾。牛顿提出的“以太”学说，其实就是为了缓解研究结果对上帝存在的否定所带来的尴尬，而采取的一个折衷办法。西方的科学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神话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矛盾，逐渐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观，但这个宇宙观还是不断受到挑战。今天的很多西方自然科学专家同时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可以用一个颇具中国哲学色彩的说法：他们在道的层次上信仰基督，而在术的层次上探求科学。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将结果当成了原因，认为科学态度是西方科学家从始至终的灵魂所在，并且还替古人担忧，为牛顿晚年转向神学研究而扼腕叹息，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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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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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与宗教无关、但属同种现象的例子：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往往被国人所诟病，深深为美国人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中而痛心，为我国的稳定和谐而欣慰。然而，美国人为什么在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之后仍然用宪法来维护人民持枪的权利？为什么美国的宪法中不使用“公民具有××的权利”字眼；而是说“公民××的权利不容侵犯”？这些可能很难被中国的普罗大众所理解。要将这一切解释清楚、讲解明白，恐怕要从美国的建国史和历次影响美国社会进程的事件讲起。然而有多少人有耐心去了解这些呢？人们总是凭着自己的一孔之见，浅尝辄止，轻率地下一个肤浅的判断，并且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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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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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国有深厚的“为我所用”的传统，所谓“扬弃”、所谓“批判的继承”，都是从这一出发点扩展开去的思维方式。远者，信佛之人完全忘记了佛教本身的内涵，而仅仅以为如果烧个香磕个头，那么有一个名叫“佛”的神灵会帮我们把事情办成，而这个“佛”会无聊到将你是否去还愿作为下次还帮不帮你的标准、幼稚到因为你进入佛殿时踩踏了门槛而降祸于你。而近者，言称马列者，只知道马克思说过一些了无生趣的政治绕口令，却不曾晓得此公对宗教、艺术史、文学等等的钻研。在这些“拿来”的过程里，国人是否有些太现实主义，“有用”者即取，“无用”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些丢失的信息量，不知几时才能姗姗而来。
一百多年前林则徐曾被后人称作中华“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如果我们稍微对身边加以观察，还是会看到很多对于西方的误解、误读、误判，和由此而生的站不住脚的自我定位。从这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丝毫不必担心什么“全盘西化”，因为国人尚未知道什么是西方。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进程，还有太长的路要走。看到那些前来造访的西方学者了吗？他们是许许多多利玛窦在今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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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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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本文贴出后，有好友专门撰文探讨，让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推荐大家看看。雾隐对中国哲学观念把握较深，看了他的分析，感到我对中国传统上“现实”观念的看法尚流于草率，也引伸出对“现实”另一方面含义的讨论；大鱼已在西方生活多年，正在经历一系列发生在身边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带着一颗此岸的头脑目睹彼岸，常有对本族的辩护与对西方人的无奈和抱怨，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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