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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北京：王者之轴

现在，该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北京的轴线了。今天所讲的“横轴”长安街完全是现代的概念，在当时只是西单到东单两个牌楼之间四公里长的御路。北京只有一条名副其实的中轴线，我们都已经很熟悉。

这是一条与罗马、巴黎、华盛顿完全不同的一条轴线。它不是、也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城市主干道，没有为人提供的连续流通空间。当我们眺望这条轴线时，会发现它是由一座一座的建筑排列而成的。建筑阻碍着人沿轴线的运动，这些建筑占据着轴线，轴线也因这些建筑而存在。当古代的人们处在这条轴线上时，轴线对它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他向北面的皇权致敬。

（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地理》）

中国建筑的轴线是围绕尊者代表物设置的，尊者代表物——不论是宫殿、陵寝还是碑楼、享殿——不但是轴线存在的唯一原因，而且是轴线中断的结点。当人沿轴线的空间运行到御座所在的太和殿、或陵寝神道上的大碑楼时被中断，人必须不断地离开轴线绕过这一代表物才能继续沿轴线的运动。这些代表物占据了轴线，使其他来到轴线的人均处于客位的角色。即便轴线营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其结果仍然完全是烘托尊者的地位，而不是为在这里活动的人所考虑——事实上，他很可能在需要绕过建筑之前便被制止了前行。

从轴线方向上来看，西方建筑群轴线的朝向比较灵活多变，常顺应河流或地势走向，比如罗马的西北-东南、巴黎与华盛顿的东-西；而中国多数建筑群轴线始终指向北，同样是由于北方所代表的“尊位”是这条轴线存在的全部意义（即便北京那两度多的偏移，也是为了指向一个尊位）。

北京的中轴线终止于这美丽而宁静的钟鼓楼。梁思成在1951年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那篇雄文当中叹道：“……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

钟鼓楼的角色，实际上与太和殿前的日晷、嘉量有相似之处，因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授时功能，而体现了统治者的特权。因此它们有足够理由坐落在中轴线上，就像很多中小型城市鼓楼位于十字大街交叉口的现象。

梁先生的赞叹固然引起我们很多对旧京景物的思古幽情。然而若剥离感情的因素，以本文论及的现象观之，中轴线在钟楼戛然而止，是由于不再有政权的代表物需要占据轴线。没有人被允许从背后拜见皇帝，因此北城墙没有了礼制上开设中门的需要，只需从军事安全角度开设了东西两门。没有尊者代表物占据的中轴线，在钟楼之后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便无需延伸，隐没在墙根街巷中即可。如果说“中国”的“中”字就是早期聚落中心的符号模型，那么后世集权的一再强化和北方崇拜的形成，终于消除了它上面没有必要的出头。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中轴线的北延和南延，实际是向西方轴线概念的靠拢。

北京的中轴线，是紫禁城轴线的延伸。只有在出了内城的前门大街、天桥一代，才沾染上了普通的生活气息，提供给城市中的市民活动。我们不得不说，北京只有前门到永定门这一段，可算与卢浮宫前的香榭丽舍大街相对应；而事实上，这一段原本并不是北京城规划的一部分，它的出身是一条城外大街，也是众所周知的。自打进了前门，这条线就像卢浮宫大楼和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本身建筑的对称轴，脱离了公共空间，而专属于建筑的主人。只因为东方建筑是在平面族群上展开，而不以单体的宏大取胜，才有了这条比西方长得多的轴。长长的轴线，仿佛漫长的皇权时代。

2004年，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在消失了近50年之后，重新出现在它原先的位置。在观察这座归来的城楼时，我发现它面对着一座断桥——为重建永定门变更交通而截断的立交桥。断桥断得突兀悲壮，断得戛然而止，无言地亘在北京城的正门面前，使得它的门洞无法穿越，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断点。那仿佛刀切一般生硬的横断面带着一股忧伤定格在护城河的河水中。
（照片拍摄于2006年2月16日，此断桥已在后续工程中被拆除）

这桥断得好。它极其精确地表明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交通主干道的一段，是如何由于恢复了中轴线上原有的建筑而被截断。这个断桥是北京中轴线性质的一个绝佳注脚。记得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永定门建得好，不在于它恢复了中轴线，而在于它记载了北京的断点。”

写在最后：

城市是一大半历史上演的舞台。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热情洋溢地赞颂过东方的元大都。他一定感叹过元大都宫城中轴线的威严雄壮。他不知道，这条轴在下一个朝代被无以复加地强化成了整个城市的中轴，这与他所见过的其他城市是多么不同。

轴线，一座城市的生命线，一位无言的文化诉说者。

㈡罗马：一次漂亮的转身

正如王军所言，路口能够给步行者以喜悦，为人们的步行路线提供多种可能。在罗马，路口的密集和道路近端的景观使得步行成为一种乐趣。街道的尽头往往有纪念性建筑，街道的长度是适应人的视线所及的，适应人步行体力的，绝不会长到一眼望不到头的尺度，路网中一个个有着咖啡馆和露天餐厅的小广场，都是吸引行人驻足的结点。这实际上和中国古代“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建造理念很相似，可惜现在的中国城市已经将这种对人的感受的尊重抛弃了，反过来到欧洲嘲笑他们的“广场”这么小，可叹。

站在科尔索大街北端的人民广场南望，目光会穿过科尔索大街，一直投向其南端一座洁白宏伟的大理石建筑，就是现代罗马市中心的祖国祭坛，也称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即第一张卫星图上最下方的白色建筑。大街的宽度使它只露出了中间一部分：

向南穿过大街，一直来到墨索里尼办公室所在的威尼斯广场，祖国祭坛的全貌才全部暴露出来。这座建筑修建于1884～1911年间，时值亚平宁半岛刚刚完成统一，是为了纪念完成意大利统一的埃曼纽尔国王和开国元勋、无名烈士而建，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

科尔索大街在这个重量级的纪念性建筑处终止，形成一条现代轴线。祖国祭坛作为大街的终点，并非源自当时刻意的设计，而是由于祖国祭坛背后是卡比托山，古罗马心脏地带的废墟位于山的另一侧。在整个古罗马时代，罗马城的中心——不论共和时期的罗曼努姆广场、凯撒广场还是帝国时期的奥古斯都广场、图拉真广场，甚至皇帝与贵族居住的帕拉蒂诺山，都位于卡比托山南坡一直到斗兽场一代。如果近代罗马城继续以它为中心，那么遗址的命运将和北京旧城差不多了。

可是，罗马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将市中心最重要的标志物——祖国祭坛掉转了方向，坐在了卡比托山的北坡，背靠着南边的古罗马，面对北方的广大土地。从此，近代罗马的重心逐渐向北移动，原本建于古罗马郊外的奥古斯都陵，却和今天无比繁华的西班牙广场、孔多迪大街并列在科尔索大街两侧，便是这一转变最好的见证。古罗马的心脏地带，因此存活下来，成为全世界的遗产。

北京也曾有过这样一次机会，那就是我们熟知的梁陈方案。可是，罗马的幸运在于，它这一转变的主导者，是比梁思成、陈占祥幸运的——米开朗琪罗。作为一个同样对历史遗产充满责任感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接到了一个实现其理想的订单——16世纪为了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凯旋，教宗保禄三世延请米开朗琪罗设计一个面子工程。米氏没有权力规划一个调整罗马空间布局的“米氏方案”，却幸运地通过这个工程使罗马完成了转身——他放弃了在罗马城中心继续经营，而是背对这些古迹，在卡比托山的西北坡顺着罗曼努姆广场轴线的延长线修建了迎接查理五世的市政广场，将原先元老院的背面改建成市政厅的正面，使罗马的重心第一次向北偏移。

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市政广场

市政广场中央是哲学家皇帝奥利略的骑马像，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罗马城扩展开去，终于在20世纪初将市政广场的老轴线略向正北扭了一下，修建了祖国祭坛，最终确立了新轴线——科尔索大街。卡比托山以北逐渐集中了最优秀的近代建筑，形成了今天的种种风情。同时，古罗马还在。米开朗琪罗的实验，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下，那就是当时的罗马上层社会对建筑师、艺术家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思成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

罗马城新旧轴线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科尔索大街绕过祖国祭坛，绕到卡比托山的南坡买张11欧元的票，就进入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心脏地带——罗曼努姆广场，俗称古罗马广场。废墟，满眼的废墟，就那样华丽丽地，带着古罗马时代呼啸的风声，带着凯撒、奥古斯都等一个个强劲的名字，铺陈在眼前。《罗马假日》里热门的真理之口、西班牙台阶我都是大致浏览，然而这片废墟却让我流连许久。

在古罗马广场的心脏地带，同样有一条主街道，就是上图中农神神庙那八根爱奥尼立柱前面那条宽阔的路。这条路，在古罗马时代被称为“圣道”（Via
Sacra）。它东南方向的起点是斗兽场上西南方向的一个圆圈，就是下图中央的那个圆。圆圈下方白色的就是罗马最大的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

维基百科上说，这个圆圈处原本有一个用以标识游行队伍从凯旋大道转入神圣大道和广场位置的圆锥柱，并且给出了它存在时的照片：

在参观斗兽场时，我对君士坦丁凯旋门的位置十分不解。而知道了这个圆锥柱的存在，就完全可以解释：军队凯旋的路线是从城南的古阿庇亚大道进城来，经过卡拉卡拉浴场和马西莫赛车场，一直沿着帕拉蒂诺山东侧路穿过君士坦丁凯旋门，马上在圆锥柱处向左转弯，走上圣道，在古罗马广场上穿过提图斯凯旋门，先后经过灶神庙、凯撒庙、演讲台等建筑，将战利品送到右侧的元老院，并继续登上卡比托山，在朱庇特神庙达到高潮。凯撒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正是从现在凯撒庙后面的家中出发，沿着圣道步行到元老院，在台阶上遇刺身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古罗马时代罗马中心的主轴线——圣道，和上文所述的科尔索大街和香榭丽舍大街一样，也是一条供人流通过的大道。它的纪念性，是靠坐落于其两端的建筑，和活动于其上的人来共同表达的。

(本文谢绝网络转载）

㈠身为道路的轴线

罗马城是一座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沿革而形成的城市。今天的罗马城保持着前汽车时代的城市机理，道路宽窄和路网系统仍旧是步行的尺度，而非汽车的尺度。在罗马所有道路中，科尔索（Corso）大街是罗马全城的主干道，或者说轴线。下图中垂直的大街即是。

对于一座西方城市，“轴线”并不意味着对称，而往往是由于道路本身的纪念性。科尔索大街的地位，最初是由于其正对着罗马的门户——人民门。
罗马位于意大利国土的中部偏南处，在亚平宁半岛分裂时期，最为繁荣的几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锡耶纳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都处在罗马的北方。从经济和政治上，罗马与北方的沟通和联系最为重要，因而罗马城的北门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城门。

上图中大街北端尽头处的广场处的人民门，就是罗马城的北门，相当于正门。它是来自北方甚至欧洲大陆各地的旅行者到达罗马时所见到的第一个景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铁路修通后，从此Termini火车站才成为进出罗马的主要门户。

罗马城的北门——人民门

进入人民门之后便是人民广场，1826年之前为公开执行死刑的场所。可见北门一带在当时是重要的公共空间。

从平乔山观景台俯瞰人民广场

有意思的是，这一空间存在于人民门内，而不是门外——这让我联想起中国首都的相反情形，北京城具有类似功能的空间，都处于某一座门之外：不论是颁布诏书的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还是执行死刑的宣武门外菜市口。为什么是这样？我的理解是，中国一座门的存在，标定了内外的尊卑，标定了其内的政治力量对其外的社会的统治关系。因此，带有宣示、教化意义的种种活动，自然需要在这座门外举行，以示传播的对象。因此，中国的种种公共活动，往往发生在一座门前，即便在今日，如下图所示的活动也是如此性质。

而西方城门在这方面的角色并不明显。先进了门，然后才是广场，可以在罗马城里面目睹这里发生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是开放的公共城市，它内部的空间才是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而非城市本身作为一个主体去向外表达话语。门与广场，“内”与“外”的差异，是社会形态在建筑上的投影。

笔直地正对人民门的科尔索大街，即从人民光上中央的方尖碑开始，向南延伸，成为罗马的主干道。如果按照我们习惯上的讲法，贯穿全城对接正门者，应当称作“轴线”。但罗马这条轴线并非坐落其上的一系列重要建筑，而是这条路本身。科尔索大街的宽度在北京连次级干道都算不上，但在罗马来讲绝对是阳关大道了。科尔索大街从北段的人民广场开始，先后经过众多的教堂或府邸，包括圆柱广场上的众议院等。街上的虽然细部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四至五层左右的楼房，第一层有大理石贴面，二、三层之间有装饰线脚等，轮廓上十分雷同。事实上这是整个罗马最普遍的建筑。

这些楼房从临街的角度来看是方方正正的火柴盒，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向心围合庭院的外立面。如果我们能穿过这栋楼的门，会发现来到了一个中央庭院（下图），四面的楼体围合起来，一层往往有连廊。这栋府邸中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向着这个庭院的，四周的楼体将这里与外面的大街分隔开来，从街上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外立面。可见除了北京的四合院，罗马人“院落”的意识也是很强的，在繁华的城市中，内向院落所营造的安静环境是人的一种天然需要。

罗马的这条轴线是一条道路，除了起点的方尖碑和道路尽端作为视觉焦点存在的祖国祭坛外，并无其他纪念性建筑坐落于其上。它是供人在其中通行并感受城市景观和象征意义而体现其地位的。

另一个例子是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由于这条街的著名程度，其从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到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这一段就无需多言了。它的更高一层意义在于，尽管从凯旋门再往西就不再称为香榭丽舍大街了，但这条路仍然笔直地一直向西，一直越过塞纳河，到达巴黎的新区拉德方斯。拉德方斯的新凯旋门也坐落在这条延长线上，使其成为连接新旧巴黎的更广阔的轴。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一定十分熟悉，因为这与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成为奥林匹克公园主轴线的意思很相似。可惜由于北京“摊大饼”的形态，这条轴承担不起巴黎那样一种广阔的时空形态。

可以轻易地发现，巴黎的这条轴，与罗马的科尔索很相似，都开始于一个具有方尖碑的广场，而且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一条畅通无阻的路，是人可以在其上往来流通的空间。尽管巴黎这条路比罗马宽广很多、壮阔很多，把人变得稍微渺小了一点儿。

（此图引自互动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