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庸俗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转)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

——专访《最愚蠢的一代》作者马克·鲍尔莱因

记者：陈赛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写了《最愚蠢的一代》，就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

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 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 方面的提高。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IM（即时通讯软件）和手机短信上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鲍尔莱因说。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对Facebook尤其深恶痛绝。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人最常去的10个网站中，9个是社交网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但是，将这样的罪名完全归结到数字技术身上，是否过于粗暴和简单化呢？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年轻人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一个空间，可以与历史、与艺术、与公民理念相遇。”鲍尔莱因说，“如果他们24小时腻在一起，这点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老一代人鄙视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会用到“愚蠢”这个词，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来形容美国的年轻一代呢？

鲍尔莱因：我知道这个词很刻薄。我的书出版前，我妻子劝我换一个，但我说“不”，我必须用“愚蠢”这个词，就因为它的攻击性，就因为它侮辱了8700万美 国年轻人。我是一名老师，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渊博。很多老师不愿意冒犯年轻人的文化，因为他们不愿被称作“老古董”，但很多时 候，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受了侮辱，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想为自己辩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我希望的是，每个 年轻人都足够生气，来证明我是错的。你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错的，我渴望每一个负面的评价，这就是我选择“愚蠢”这个词的用意。

三联生活周刊：“愚蠢”到底是指什么？

鲍尔莱因：“愚蠢”并不是指这一代人的智力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和资源成为最聪明、最博学的一代，却没有善加利用，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指责有根据吗？

鲍尔莱因：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今天，55%的美国高中生一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大学生则每周少于10小时；1/3的年轻人（18～24岁）不知道美国副总统是谁；52%的学生以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是德国、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苏联。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给出许多，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人口调查局、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艺术基金会……都是权威机构。有一些调查是我自己在美国教育部时亲自负责的。并非我夸大其词，美国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超出你的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还是就美国如此？

鲍尔莱因：我认为是全球性的，只不过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因为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们不需要工作，有很多自由时间、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零 花钱比谁都多——每周100多美元。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执政了200多年，他们从来不用担心军事政变，不用担心敌国侵略，不用担心健康危机。他 们为什么要关心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要关心中东发生了什么？朝鲜发生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派对、游戏、篮球明星，在Facebook上给朋友发照片。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事实上，我喜欢年轻人，我希望他们长大。我希望他们了解历史、政治、艺术，了解他们的公民权利，了解他们的政府的运作。

三联生活周刊：您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如果当时有互联网，您觉得自己会和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吗？

鲍尔莱因：哦，我会和他们一样。15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白痴。这不是他们的错，只是这些工具太诱人，太好玩了，让一个15岁的孩子难以拒绝。

这是年轻人的本性，正是构建自己身份的年龄，他们思考性、死亡，他们孤独、害怕，他们必须寻找同盟，他们必须稳固自己，通过模仿别人。

他们需要社交，而数字工具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这种需求。比如，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个月发了5000条短信，父母说，够了，你太费钱了，他们没收了他的手机。对父母来说，这不过是个玩具，但对那个孩子来说，却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15岁的时候，我也上学，和朋友聊天、打篮球，但晚餐的时候，我会回家，会一个人做作业。一天里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和15岁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独自一 人，读书、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关于外面的世界，关于政治、金钱，或者看电视新闻，听克朗凯特谈“越战”。

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年轻人几乎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晚上22点钟还在聊天、分享照片、发短信。他们没有分开的时候，这才是问题所在。

你知道“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吗？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遵循同样的规则。

你知道一个18岁的男生为什么要上Facebook吗？因为他的朋友上了。你知道16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在肩膀上文身吗？因为她的朋友文了。你知道，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博客，没有Facebook账号，会面对怎样的压力吗？

一个17岁的年轻人，最害怕的是什么？被别的17岁隔离。对他们来说，没有比孤立更糟糕的感觉，这就是青春期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

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多变的，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到了分手短信。你能相信吗？现 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所以，他们没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做什么，否则就精神紧张，无法集中。很多年轻人并不 喜欢这样，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 则，他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长大。

悲哀的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他们会想，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呢？现在一切都太晚 了。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很悲哀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理解年轻人吗？

鲍尔莱因：不理解。我年轻过，也愚蠢过，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东西，我完全不明白。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对自己的照片那么着迷，我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一个关于自己的博客。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博客和社交网络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和交流能力？

鲍尔莱因：社交网络的交流仅仅发生在年轻人之间，所以它很难让你有什么进步，更好的词语、新奇的句法、机智的风格、复杂的想法……它只让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

我一直认为，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很多时候，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可能是年轻人的学习方式改变了，而您不理解这种变化而已？

鲍尔莱因：也许吧。技术在改变，行为在改变，学习方式在改变，而我陷在旧的思维方式里，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还没听说过有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我不认 为这样的研究能有任何结果。因为在数字时代，无论技术，还是人的行为，都变化太快了，你根本来不及围绕它展开研究。为了研究一种行为及其影响，你必须有一 段持续的时间可以进行研究，你要设计方案、申请资金、组织研究、搜集收据，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当你的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研究的技术或行为也许已经不 存在了。比如Twitter，两年前还没有Twitter，两年后Twitter也许就没人玩了，你要怎么研究这个东西呢？谁知道，10年后人们又会为什 么技术着迷？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一个年轻人在青春期最应该学的是什么？

鲍尔莱因：我相信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应该多读书，学习更多的知识。互联网的危险在于，它的知识与信息资源过于丰富庞大，人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Google一下就出来了，何必花时间去记呢？

但是，毛泽东只是一个名字吗？“二战”只是一个标注了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吗？卢梭在瓦尔登湖边想了些什么，哈姆雷特关于生命意义的冥想，真的与你无关吗？

不，这些都是构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你必须意识到，它不只是信息，而是包含着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它从内部塑造你的精神，而 不是你需要的时候调用一下的外部材料。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如果你只记住了优美的词句，那是不够的，但如果你从中领悟到民主的真意、关于美国起源的 解释，那才算真正懂了，而这些不是从网上迅速浏览就能立刻得到的。

我总是让我的学生背诗，不管他们多不喜欢。为什么？首先，是积累你的词汇量；第二，它让你慢下来。他们平常读得太快，写得太快，需要有一些东西让他们慢下 来，把注意力放在语言上。在背诗的时候，你得假设自己是另外一种身份。你必须是惠特曼，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暂时离开你的小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读书这么重要？

鲍尔莱因：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书本扮演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角色。我来告诉你读书为什么重要。首先，读书训练你的记忆力。当你阅读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时，你必须记住一部分内容，才能继续读下面的内容。网上那些短小快速的文本，不可能像书本那样锻炼你的记忆力。

第二，读书锻炼你的想象力。没有图像，没有视频，你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这些角色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读书，你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的呢？哲学、政 治、小说，你必须通过读书才能消化。马克思的思想，除了厚厚的书本，你还能从哪里学习呢？就像你们中国人学武术一样，如果要达到某种境界，没有捷径可寻。 就知识而言，书本仍然是第一媒介。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数字时代感到恐惧吗？

鲍尔莱因：是的。我们不知道技术要往哪里走，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不知道我们遗失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让每个年轻人每天读书一小时，这样就够了吗？

鲍尔莱因：当然不够。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唯一能做的，是让父母把对阅读的热爱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但这恐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另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数字技术与青年力量的合谋。

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不是错误，只是不合时宜、古怪，但我仍然不断尝试。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下）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中）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上）

未曾远去的利玛窦

中原古国的记忆之门

本文发表于2009年第7期《中华遗产》杂志

中原古国的记忆之门
——虢国博物馆
撰文/杨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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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假虞灭虢、唇亡齿寒”，虢国一直以这样历史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脑海中，它是委屈的。真实的虢国，不但有过辉煌的历史，更在今日成为考古学史上的一颗明星。它曾叱咤风云，也曾悲情谢幕；它曾追寻不朽，也曾礼赞苍生。这个中原古国的记忆之门，在虢国博物馆向您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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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09年5月8日，碧波荡漾的地中海突尼斯湾北岸。

古罗马帝国在这里留下的规模浩大、当年仅次于罗马永恒之城的迦太基古城，在阅尽2000年沧桑后，忽然迎来了7件来自遥远东方的瑰宝。

他们来自欧亚大陆东端另一个灿烂文明的核心地带，华夏文明上古时期的黄河岸边。这里，当年被称作——虢国。

这7件远道而来的青铜器和玉器，已经是第四次走出国门。此前，日本的“中国国宝展”、意大利的“丝路遗宝展”、南非的“华夏瑰宝展”中，都出现过它们的身影。作为文明的使者，它们在重见天日之后，又使各国的参观者触摸到了华夏古代文明的热度，也对那个陌生的“虢国”产生了好奇。

从中国河南省省会郑州向西沿高速公路驱车约三个小时，便可找到虢国的踪迹。在三门峡市区北部紧邻黄河森林公园的上村岭，以“虢国”命名的这座外观极具中原古代文明特色的博物馆，完整地收藏着那个2800多年前的古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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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叔盨：没有皱纹的外婆

虢国博物馆所在的上村岭一带，是一片黄河南岸的高地。每年一进入夏季，这里就是郁郁葱葱，草木繁盛。20世纪50年代在这里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证明，文献中记载的周代重要封国——虢国的贵族墓葬区，正在这里。而从此处向南3.5公里，被今天三门峡市区所包围的李家窑地区，则是其国都上阳城的所在。

50年代进行的那次大型发掘，除了一座太子墓之外，并未发现国君级别的墓葬。大人物的出场，总是姗姗来迟。虢国的两代国君、一位国君夫人和另一位太子，就这样戏剧性地继续在地下沉睡了35年，直至1990年因一次盗墓大案引发的又一次大型发掘，才重见天日。这些成果，使虢国墓地在1990和1991年连续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重见天日后的各样珍贵文物，在洗净面容、重焕光彩之后，在虢国博物馆“虢宝撷英”展厅中向今天的参观者揭开了面纱。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先秦时期考古所出土的各种文物中，最具学术价值、最能直观揭示墓葬年代、墓主身份、贵族血缘脉络的，无疑是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在虢博所藏诸多青铜器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这件名为“兽叔盨”的礼器。

“盨”是西周晚期流行的盛食器，由簋直接演变而来，一般呈偶数组合。侧置两耳，下承圈足。盨体呈椭方形，盖上铸有四个回首夔龙纹的矩形霏，当器盖翻过来仰置时，可作为四足支撑，因此盖子也可以单独用来盛食。“兽叔盨”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其上盖内侧的铭文：“兽叔奂父乍（作）孟姞旅盨，用□（盛）稻、穛、需（糯）、梁，嘉宾用飨，有飤（饲）则迈（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兽叔奂父为孟姞制作了这件盨，让她用来盛稻、穛、糯、梁等谷物，供嘉宾们享用。有了这些供养的食物，家族就能传承万年，子子孙孙能够永远使用它。这一古代青铜器铭文中极其常见的常规句式，却经常是一字千金，像是一个墓葬的指纹，能最确切地回答考古学家对沉默历史的追问。铭文中提到的“兽叔奂父”，是当时另一个小国的贵族，“兽”是他的族名，“叔奂父”是他的字。而“孟姞”则是兽叔奂父的长女，“姞”是他们父女的姓。根据文献记载，姞姓与虢国贵族所姓的姬姓当时是长期通婚的。这件“兽叔盨”，就是兽叔奂父在将女儿孟姞嫁到虢国时，特意为她铸造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希望她将来生活富足、永远幸福。这件盨所出土的M2006号墓，正是贵族夫人孟姞的栖身之所。她在生命终结时，仍然殷殷怀念着这段温暖的父女亲情，将父亲赠予的礼物带入自己的永恒世界。

然而兽叔盨最大的价值还并不在它的器形与铭文。实际上，整个虢国墓地出土了很多件盨，光是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M2009号国君墓，就出土了四件带有铭文的“虢仲盨”。但它们和其他许许多多青铜器一样，在经久埋藏中已被氧化而变得锈迹斑斑、蓬头垢面。铜锡合金所铸器物之所以被称作“青铜器”，就是由于上面斑驳的绿色铜锈。铜锈固然具有一种沧桑美感，但人们也许不知道，青铜器在当时的本来面目是金光夺目的，以至于在当时被称为“金器”或“吉金”，而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一览它们当初的光彩。但兽叔盨，却奇迹般地抵御了残酷时间的侵蚀，近乎完美地保留了其金黄灿烂的容颜，向我们展示了青铜器向古人所呈现的原初形象。今人的目光通过它被直接连通到2800多年前的时空。您记得马王堆辛追夫人的不朽之身吗？这兽叔盨又是另一位没有皱纹的外婆呀！

兽叔盨和其他许许多多青铜器，都在不断地传递有关虢国的强烈信号。然而当今人将目光从它们的铭文转向文献时，疑惑出现了：文献中前前后后出现过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小虢等多个名字，不但国名不同，封地和都邑也各不相同。难道这个狡猾的虢国竟衍生出了如此之多的变体？刻写在青铜器上的这个虢国，到底身世如何呢？

其实，正是这些疑惑，才使得虢国的身世扑朔迷离。由于文献记载混乱，专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不过，虢国博物馆中的“虢国春秋”专题展厅，还是可以为我们理清一个大概的条理：东、西、南、北、小这五个“虢”，并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有一个承接演变的关系。先周时，季历生三子，长姬昌（即周文王），次虢仲，三虢叔。文王这两个弟弟由于在兴周翦商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而被分别封至今河南的荥阳和陕西的宝鸡，史称东虢、西虢。至于仲、叔二人谁封在西虢、谁封在东虢，历代古书都说法不一。陈梦家先生曾在《虢国考》中做了一番详细统计，发现两种相反的说法都有三四种文献支持，令人好不眼晕。甚至当时在《中国文物报》上相隔一个月发表的李学勤与马承源二位先生的文章中，对此问题也做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至于南虢和北虢，则完全是西虢的“变体”。西周晚期关中大旱，还受到西部少数民族犬戎的不断侵袭，因此西虢被迫东迁，定都于“上阳”，位置正在今天三门峡市的李家窑。由于东迁后的西虢地跨黄河南北，因此被分称为南虢、北虢，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现今所谓虢国，指的便是东迁后的西虢。西虢东迁后，在其故地只留有支庶而改称小虢，并不再是诸侯国了。

从一本汇集各个时期关于虢国考古的论文集中，可以发现很多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观点，特别是虢国历史的来龙去脉，因为记载模糊，分歧也格外复杂。因为虢国墓地的发掘工作前后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相隔30多年，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直到目前仍然有未经发掘整理的遗迹。这样，各个时期呈现出来的考古资料是逐步增多的，学者的研究材料也受到历史的局限，后来的研究成果总是会订正先前的认识。从这些现象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学术观点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一步步接近真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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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玉面罩：追寻不朽的历程

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最具视觉震撼力的，无疑是发掘现场的复原陈列部分。虢国博物馆同样提供了这样最原真的体验，那就是它的“国君觅踪”展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参观者倚着墓坑边缘的栏杆，将目光掠过这2800年前的宏伟建构。这座发掘标号为M2001的大墓比虢仲墓规模略小，青铜铭文显示，它属于虢仲的儿子、下一代虢国国君虢季，他同样是辅佐周宣王的重臣，史称虢文公。

虢国博物馆正是建在虢季墓的原址上方，为21世纪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直面历史的场所。虢季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虽然安睡之地未能获得永恒的宁静，但却以这种时空对话的方式，实现了文化传承意义上的不朽。

在虢季的陪葬文物中，有一组青玉玉片，虽然其本身并无生命，却被组合成这样一张生动的面容，其并不真实的眉宇之间，似乎还留有对亡人表情神态的想象空间。毫无疑问，相比于其他抽象的文物，它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热情。

这组玉器被称为缀玉面罩，出土时，它覆盖在虢季已经腐朽的头部位置。每一件单独玉片，都被雕琢成面部五官的形状，额、眉、眼、耳、鼻、腮、胡、嘴、下颚俱全。在其外部还环绕有两圈各22件梯形和三角形玉片，勾勒出脸部轮廓。每一片上都有小穿孔，用来以丝线将玉片缝缀于一块丝织物上，固定住位置。这是西周中晚期极其流行的一种高级殓具。

玉在中国古代扮演的角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佩玉可以避邪、殓玉可以防腐、拥有礼玉象征地位与财富、君子比德于玉更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的疑问是，虢季以玉器随葬，并不仅仅限于玉璧、玉璜、玉琮等尊贵的礼玉，也不限于装饰性的佩玉，甚至在繁复的口含玉、手握玉、脚踏玉之外，还要将玉雕琢成真实的人的五官面容，仿佛它们已不再是亡人的身外之物，而是被刻意模仿替代了人的身体。它似乎并不是一件“面罩”，而是被做成虢季的脸本身。这种做法，还仅仅是为了装饰、为了表现身份高贵、为了彰显财富与权力吗？

学者们相信，缀玉面罩正是汉代金缕玉衣的早期发展形式。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巫鸿教授在写于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从虢季故去6个世纪后的汉代起，木材开始只被用于建造生者居住的宫殿，而石头则被用作修筑死者沉睡的墓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中国人那时已经认识到，“石头的坚硬、朴素，特别是坚实持久的自然属性”非常适合与寄予死者的“永恒”愿望联系起来。而“玉者，石之精也”，这也就促使人们将石中之至美至纯的玉，赋予永恒和升仙的意义。

虢季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中国人逐渐认识石头这种质料所具有的永恒特性的过程中。然而，缀玉面罩的制作，体现了他们比寻求随葬品不朽更高的追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用玉石来陪葬，他们认识到人死而必腐，因而希望人的身体能像玉一样经久不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周人已经开始尝试用玉石来实现亡人本身的不朽。玉石不仅是一种装饰，更完成了对亡人身体的替代和置换。虢季已经可以抛弃将腐的面容，换上不腐的脸面走向另一个世界。同样，后世与缀玉面罩一脉相承发展而成的玉衣，其意义并不应当只被理解为一件不腐的衣服——1968年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出土的那件著名的金缕玉衣，刻画了非常逼真的五官而不是一个头套；它拥有五指分明的双手而不是手套；它的下身做成与人的双腿一样的轮廓而不是一条裤子；甚至它还做出了生殖器，试图实现一个完整人体的全部功能。刘胜不是穿着一件玉质衣服下葬，而是变成一个“玉人”永存。正如巫鸿所言，“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的尸体本身渐渐消失，并被换置。它逐渐变得不再是易腐的肉体，而越来越像一尊坚固的雕像，不再受时间和自然环境的侵蚀。”而虢季的缀玉面罩作为汉代玉衣出现的先声，虽然还没有达到将虢季完全转变为一个“玉人”的高级阶段，但它已经在向着不朽的目标进行尝试。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回到文物原本所在的“原境”，也就是墓葬本身，也能看到这一发展过程的更多脉络。虢季墓为土坑竖穴墓，其棺椁直接面对的是柔软的土层。而6世纪之后的中山靖王刘胜墓，却已经在山崖上凿石成墓，放置棺椁的后室完全以石板构筑，并以一扇厚重的石门紧紧封闭。由两周至汉代，人们对于“质料”的观念演进，就这样被定格在两位诸侯国君的死后世界里。

值得注意的是，虢季的尸身出土时早已腐朽成灰，连头骨都已消解殆尽，仅有这些坚硬的玉器标志出他的面容。他的肉身无法抗拒自然，但他另一双不朽的双眼却穿越了2800年与我们对视。从这个意义上说，缀玉面罩忠实地履行了它被寄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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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军阵：猛虎宿命尤可叹

公元770年，周平王东迁至成周，进入春秋时代。虢国又继续立国115年后，被晋献公使了一招“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计策，消失在历史中。今天提起春秋时代，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些诸侯国？齐、晋、楚、吴、越……对吗？这些强国纵横捭阖，风云一时，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而虢国，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却只有“假虞灭虢”这个极具悲情色彩的成语，似乎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匆匆过客。

是它的规模太小吗？周初分封诸侯时，大国方百里，次国方70里，小国方50里，方圆三、五十里即可立国。而虢国疆域地跨今日陕西、河南、山西，东西约长200多公里，南北约宽130多公里，可算中上等诸侯国了，完全有条件发展壮大成为大国。

是它的级别太低吗？虢国的始封君是周文王的弟弟、周武王的叔父，从宗法上讲，是同姓大宗的一支，与王室关系极为密切，虢国墓地出土了大量周王室制作并赏赐的玉器便是证明。

是它的国力太弱吗？到虢国博物馆的“车辚马萧”展厅看一看吧，国君虢季所属长47.6米的车马陪葬坑中，密密麻麻地前后叠压着13辆战车和64批战马，全部是真车真马；而部分清理出的虢季夫人与虢太子的陪葬坑中，根据战车数量和礼制推算，也分别至少拥有19辆战车38匹马，和10辆车20批战马。从摆放叠压的状况来看，是先将马全部杀死，捆绑四肢埋入坑中，再在其上由南向北依次摆放战车，前一辆车压在后一辆的前辕之上。在博物馆中陈列出来的，还只是这里全部车马坑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上村岭地区前后共发掘清理了7座车马坑。这是国内目前考古所见规模最大的地下军阵。在那个征战频仍的年代，车马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标准，以致有“百乘之国”、“千乘之国”之说。虢国墓地车马坑，明白无误地展现了一个强国的身姿。

然而，“底子”如此优越的虢国，不但没有成长为西周及春秋时期有影响力的霸主，相反却似乎一直不声不响，最终被历史风烟所埋葬，连后世的文献记载都颇为混乱、不明不白，这是为什么？

还是让我们回到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周代开国的两位功臣被赐封“虢”这个名号？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从《说文解字译述》的解释来看，“虢”的金文字形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猛虎，其左半边正是虎的两只前爪。这个具有勇猛威力象征的字，也许自先周时期就是这个王室分支家族的族徽，并在日后进一步被作为国名。也就是说，虽然虢仲、虢叔与文王互为兄弟显然以姬为姓，但他们这一分支宗族，又同时以“虢”为“氏”，这种猛虎崇拜的情结也就造就了他们本宗的形象标志。尊虎的意识已经深入到虢国文化的核心层面，这在虢国墓地出土的各种玉雕虎形象中均有反映。

然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问：为什么是虎？周王室将象征猛虎崇拜的“虢”直接作为国号封给虢仲、虢叔，其政治用意何在？

在中国文化中，虎固然是百兽之王，代表了勇猛、威武、强悍的气概，但始终并没有上升为高层文化的崇拜物。华夏所崇拜的最高图腾，是龙。在这一格局之下，虎始终被视作一种从属的、次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力量象征。例如勇猛善战的“五虎上将”、调兵遣将的“虎符”等等，可以注意到，这些概念都有对最尊贵的核心进行保卫、支撑的“工具”性质，虎永远作为“将”，而不能是“王”。此外，濮阳西水坡的蚌壳龙虎图案，以及风水学上的“青龙白虎”之说，又仿佛证明虎是仅次于龙的图腾，因而获得了共同出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虢国“猛虎”的定位，相对于周王室，是非常合适的。

事实上，整个虢国的历史，也正是替周王室保驾护航、同舟共济的历史。虢国的始封君作为周王室最亲近的旁支，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共同体。首先，在地理位置上，西虢最初的封地在关中西部，是西周王畿最直接的西部屏障和优先控制的军事力量。而西周晚期虢国迁至三门峡一代，此处正位于西周王都宗周（丰、镐）和东周王都成周（雒邑）之间，改变了王畿附近的封国格局，可以说成为了周王室向东方的战略跳板，客观上为后来平王东迁做了政治、军事上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虢国历代国君多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左转·僖公五年》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他们参与大事决策、辅佐周王征伐，实为左膀右臂，在兴周翦商、北伐犬戎、南征淮夷等历次事关王室兴衰的重大战役中均屡建奇功。班簋、遣尊与遣卣、疐鼎、孟簋等青铜铭文屡见虢公受遣征伐东夷的记录；《后汉书·东夷传》亦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这里说的虢仲，正是M2009大墓的主人，蔡运章先生认为他就是怂恿周厉王垄断山林川泽之利，引发“国人暴动，厉王奔彘”的虢公长父。即便如此，虢仲辅佐厉王南征淮夷的战果，增强了周王室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威慑力，还是使他获得了崇高礼遇。

那些强大的周代诸侯国之所以为我们所熟知，无一不是由于他们的野心膨胀，藐视王室，成就了一番霸业。《史记·楚世家》道出了西周晚期已经出现的形势：“当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可见诸侯国蠢蠢欲动、僭越礼制、离经叛道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看到建于西周晚期的虢季墓仍然谨遵“天子九鼎、诸侯七鼎”的用鼎制度和“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的乘舆制度，并无僭越。这勇猛尚武而又忠心耿耿的虢国，正像韦守信先生所指出的，“诸侯竞相争霸，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趋势已经出现，虢国依然不去占领其他诸侯国的地盘，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却还专心为周王室所想，急周王室所急，为周王室而征战，甚至达到穷兵黩武的程度。”龙与虎一荣俱荣，却也一损俱损，当晋国的大军兵临上阳城下时，大势已去的虢国，便只有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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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玉雕：万物苍生皆有情

在虢国墓地考古收获的数以万计的文物中，有一类器物，它们个体不大，在偌大的展厅中并不引人注目，却以制作的精良和数量的庞大取胜，这就是众多的仿生玉雕。虢博的陈列中，将所藏全部玉器分为三类：礼玉、殓玉、佩玉。我们前面讲到的缀玉面罩就属于殓玉；此外还有与青铜礼器相配套的玉璜、玉璧、玉琮、玉璋、玉圭、玉琥，算是标识权力和等级的礼器；而多种玉质耳饰、发饰、腕饰等等佩玉，则彰显贵族的雍容富贵。但在此之外，还有大量惟妙惟肖的仿生玉雕，包括憨态可掬的玉牛，活泼可爱的玉兔，以及玉鸟、玉鼠、玉蛇、玉羊、玉猴、玉鹿、玉蚕、玉熊、玉龟、玉鹰、玉鹦鹉、玉蜘蛛、玉蜻蜓……等等，以至于博物馆的介绍中自豪地说，几乎囊括了北温带常见的所有动物品类。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玉作为高贵和不朽的象征，在古代常用来塑造带有崇高信仰意义的象征物。可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寻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动物形象，为什么也用玉雕琢出来，并且陪葬国君呢？从这些玉雕的出土位置来看，它们的功能是一种单体佩饰，博物馆的陈列也将其列入“佩玉”的类别。看来，它们并不是仅供把玩的玉质玩具，而是代表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其中融入了朴素的动物崇拜。

此种动物崇拜的产生根源，也许涉及到一个上古时代中国人宇宙观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己身边熟悉的现实世界？又选择什么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中国人是否将世俗的现实生活与神圣的精神崇拜一分为二？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哲学教授杜维明曾指出，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个基调便是“存有的连续”，他说：“瓦石、草木、鸟兽、生民和鬼神这一序列的存有形态的关系如何，这是本体学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因此，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灵与肉是不可分的，故形而上和形而下也是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人倾向于将精神层面的信仰赋予到日常生活的朴素物上，从而极其普通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哲学家思辨和普通人膜拜的对象。我们见到白玉而赞美其高洁，见到腊梅而感叹其孤傲，见到竹子而称道其气节，见到磐石而体会其坚韧，都是类似的表现。

我们可以在古代礼仪活动中，找到很多将普通事物精神化、神圣化的例子。

古代墓葬中，不论主人身份高低，常普遍随葬着生前为其效力的动物：王侯将相有战马殉葬，平民百姓也以忠犬陪葬。灵魂不是高级的人类所独有，普通动物同样有灵魂可在另一个世界长久相伴；

明清皇家祭祀，不但祭天地日月，还祭五谷社稷，甚至祭祀“蚕神”，现今北京北海濠濮涧尚存先蚕坛旧址。蚕这样的普通生活事物，与天地日月等崇高膜拜对象，在中国是被纳入同一个信仰系统中的；

中国三代时期的青铜器，尽管性质是具有神圣崇高意味的祭祀礼器，但其基本器形却是盛酒器、盛食器，即便做成神兽的立体造型，仍然使其具有酒尊的功能，而不是创造出一个脱离生活用具而存在的神圣艺术品；

……

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的价值等级体系是连续的，没有被分割为神凡二分，没有“创世神话”，他们将精神层面的信仰与日常生活视为连续的整体，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像理查德·汤森所说，“把他们的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内容整合的宇宙性的结构——即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在其中各种自然现象在根本上是神圣的、活的，并且与人类的活动可以密切结合起来。”任何单一的个体现象，都可作为古人宇宙观的一个缩影。中医理论就将人的身体看作一个小宇宙，认为身体这个本来是物质性的“臭皮囊”，和人们所处的天地大系统一样，是阴阳五行的调和整体。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物质性的实体与宏观的宇宙体系被赋予无差别的内在属性，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

在这样的观念引领下，天地万物都能成为审美的起点。普普通通的牛羊鸟兔，也都被视作天地生灵的具象载体，具备了神圣的成分，都可以被制成玉雕而带入中国人的永恒世界。实际上，以物为灵、以物为神的“万物崇拜”的观念，在世界各个民族的最初阶段都是存在的，人类的天性就有将自身的人格外推到身外之物上的倾向。19世纪英国人类学与宗教学家泰勒说，“由人之灵魂外推或泛化为‘万物有灵’的推理方式是人类的童年时期思维的普遍特征”。这种推理方式，在中国又是格外地深入人心，我们看到《聊斋志异》中美女常由狐狸变化而来，蛇在《白蛇传》里演化成动人的白娘子，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则是一块顽石。这些经典的故事，蕴含着这个民族从刀耕火种时代就种下的幻想习惯。

今天我们在虢国墓地看到的仿生玉雕，就是中华文明肇始阶段朴素的万物崇拜的遗响。虢国的贵族们用玉这种崇高和永恒的质料，热情地打造出世俗世界里与人共生共存的动物，郑重其事地葬入墓中，墓主人对这些动物灵魂之存在的信念，是使他相信自己的阴阳世界间能获得完美转换的精神支柱。这些被精心雕琢而成的生灵，或活泼灵动，或威武凶悍，与其他各种寻求保佑和彰显权力的艺术品一道，带给墓葬主人无上的心理安慰。虢国博物馆的仿生玉雕，在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之外，也寄托着古人对生活和信仰的双重礼赞，可谓“万物苍生皆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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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虢国墓地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上一块光彩夺目的里程碑。这个周代古国的兴衰荣辱，由于国君们的重见天日，而在中原大地上重新流传。虢国的故事仍在继续。

那片记忆中的蔚蓝色

本文发表于2009年第4期《中华遗产》杂志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那片记忆中的蔚蓝色
撰文/杨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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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泉州，古称刺桐，因其自身条件与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12～14世纪东亚和东北亚的航运中心。它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更为中国文明的进展提供过另一种可能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最佳注脚，正在唤醒人们对于那片蔚蓝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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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两个大陆板块相交接的地方，常常隆起雄壮的山脊；两个学科相交叉的领域，往往是新科学开拓的佳壤。同样，一个古老文明体系的发生与进展，也伴随着两种文化支流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这种“二元”现象，在欧亚大陆最东端的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史前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族群与以蚩尤为代表的九黎族群之间的争斗和结局，造成了后世中原与西南地区的地域文明格局。在历史时期，曾有史家指出：长城沿线如书脊，其一侧书页上写着农耕文明的历史，另一侧则为游牧文明，这本大书的不断开合，是中国文明体系进程的一条主线。其实，如果我们扩大视角去观察几千年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同样可以发现，陆路与海路两条通道，作为另一种“二元”现象，曾为中国文明的行进方向提供过两种可能性。

西汉至唐前期，陆上丝绸之路如日中天，一派“商旅往来不绝，使者相望于道”的繁荣景象。然而在河西走廊的商旅尘嚣方兴未艾之际，全国的经济重心却悄然由北方逐渐转向温暖湿润的南方，以至于唐王朝为了亲近鱼米之乡的物产而不惜营建东都洛阳。这还不够。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又阻塞了陆路交通，使得“道路梗绝，往来不通”。在这种宏观政治情势下，陆上丝绸之路渐渐退场，中华与外邦的沟通由此转向另一个出口——海洋，海上丝绸之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而宋廷南迁后，更加倚重海运通道，贵族对异域奢侈品的旺盛需求也刺激了贸易。地近临安、又拥有晋江深水良港的福建泉州，当然是受惠于此的近水楼台，迅速超越了广州，在这样必然与偶然的机遇交汇中，崛起成为东方航运中心。一座城市的成功之路，与一个人的成功之路何其相似，都可谓自身条件与机遇的嫁接。

今天，当我们面对东南方向的大海，试图寻觅那个大航海时代的遗迹时，会感到一丝茫然无助，正像宋人谢履在《泉南歌》中所吟：“州南有海浩无穷”。浩瀚大海上千帆竞发、梯航万国的景象，还能得到再现吗？

博物馆，理所应当地担负起了忠实留存历史的任务。在当年中国航海者出航的地方——泉州，一座专题博物馆，使今人得以目睹那个壮阔的航海时代。这就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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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船：每岁造舟通异域

1997年，电影巨作《泰坦尼克号》轰动了全球。熟稔这部凄美爱情故事的人，一定还记得，庞大的邮轮在被冰山切开船底后，锅炉工从快速降下的一个个水密门下的缝隙中逃生的紧张时刻。多达五个水密隔舱进水的泰坦尼克，没能逃脱沉没的结局，但水密隔舱作为造船史上的一个经典发明，仍被视作大型舰船安全的守护神，一直沿用到今天。

可是您有没有想到，大工业时代的轮船上应用的水密隔舱技术，竟可以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设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古船陈列馆中找到原型？这艘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海船，建造于南宋末年，迄今已历700余年，人类还处于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中古时代。然而当人们从陈列馆二层回廊俯瞰静置于厅中的古老船舱时，却可以清晰地发现12道隔舱板将整个船舱分为13个水密隔舱。万一遭遇意外事故、船底受到破坏进水时，由于水密隔舱之间严密的分隔，使水不会由破损的舱体漫延至整个船舱。这样就使船不至于在受创后马上沉没，为采取援救措施赢得了时间。

后渚港宋代古船，是世上已发现最早的应用水密隔舱技术的海船。无独有偶，这艘斑驳的古船还是其他多种先进造船技术的代表。V字形的船底结构，增加吃水深度，如《高丽图经》所称“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保持稳定；船舷及底部“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多层板叠合总厚度达18厘米，坚固异常，足以胜任长时间、长距离、复杂天气情况下的商业航行。此外，用铁钉、麻絮、油灰填塞船板接缝以求防渗漏的方法，也一直沿用至今。宋人吕颐浩有言：“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描述的正是当时泉州造船甲天下的实情。这是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一笔。

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上的神来之笔，使得人类在后世取得的伟大技术成就，仿佛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朴素的初始创意。人们常说，航天登月的壮举，始于明代幻想家万户将自己捆绑在爆竹中一飞冲天的一次莽撞试验；人们又说，对地震的精准预报，始于张衡在公元2世纪过早夭折而缺少下文的一项闪光成就。然而，眼前这艘宋代古船上应用的杰出造船技术，绝不仅仅被限定为稍纵即逝的创意。事实上，泉州人打造的优良船只，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托起了刺桐港自南宋至蒙元长达240多年的全国航运霸主地位，也铺就了一条“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海上丝绸之路。

其实，在造船技术之外，这条古船还隐秘地蕴含了另一个历史信息，那就是它戏剧性的沉没时间。出土伊始，考古鉴定者依据船上发现的南宋钱币推断该船沉没于南宋末年；而地质学家林和杰进一步运用沉积学原理分析了海船沉没的周边地层环境，认定其沉没于1277年。请注意这个时间——1277年，在中国历史年代表中，这一年既是南宋景炎二年，也是元至元十四年。也就是说，这正是一个南宋风雨飘摇、蒙古大军势如破竹的动荡时刻。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厦门电视台戴泉明先生提供的史料，还原出这艘古船传奇而又沉重的经历。

根据刺桐港的传统，商船都会在头年的秋冬乘北风出航，驶往南洋贩运货物，并在来年夏初乘南来的海风回国。此时正是1276年秋冬之际，船员们告别家中妻儿，满怀期待地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出海，虽然北方的战事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至少大宋的旗帜还飘扬在港口，目送他们出航。船驶向南海诸国与阿拉伯海上贸易的枢纽“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如愿卖出了当地所需的中国货物。此时，他们遥远的家乡，却在1277年新年之际，被元军攻占，泉州首领蒲寿庚举城叛宋投元，南宋皇室则遁入广东。1277年七月，大船乘着温暖的南风，载着满满一船香料药物急冲冲地回家，却又遇到南宋军队“杀回马枪”想夺回泉州这个顶顶重要的港口。一无所知的船员们离乡不到一年，却已经政权更迭，兵荒马乱。他们不明就里，不敢直接开进晋江靠港卸货，只好将船绕到东侧山后的后渚，只带了随身财物匆匆离去，留下这艘孤独的大船，在战乱的破坏中沉没，一觉睡了700多年。

沉舟侧畔千帆过。古船见证了泉州的繁荣，也目睹了南宋的末日。它一定在遗憾，没有亲身经历接踵而至的元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泉州走到了辉煌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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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釉军持：涨海声中万国商

1739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抱着打通中英贸易通道的目的，来到如日中天的大清帝国。他认为再正常不过的贸易交换，却在这个沉浸于本土富庶无法自拔的“中央之国”，碰了个大钉子。乾隆皇帝洋洋自得而又不耐烦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个遵循伦理纲常运行的天朝上国，真的与商业格格不入。帝国看重的是君临四海的尊严，而不是“外夷”手中的金银细软。这条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太过漫长，当它流到即将入海的地方时，早已经醉于自己所流经的景色，即便已经泥沙俱下，也要徘徊在入海口的沙洲旁，久久回眸。

乾隆紧闭大门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大概已经忘记，这条历史长河曾有过一个通畅的入海口，它出现在帝国的南方，源源不断地输出过中华文明最美的创造，养育过誉满全球的商业文明。

今天，泉州海交馆藏的一件令人感到陌生的器物，就是那个商业文明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这是一件宋元时产于泉州的瓷器，圆润的腹部扁扁地向外鼓出，在上方向内收敛，形成一个窄细的瓶颈，便于持握；再向上，又自瓶颈处向外扩出，形成一个喇叭状的开口，并在开口处有一圈立沿，形成“丰肩、鼓腹、束足”的形象，全身施以深绿的釉色，古朴端庄。这原本像是一件普通的瓷瓶，但在其鼓腹上又直直伸出一段直流口，本来可作为茶壶，却又无手柄。更令人费解的是它身上缠绕了芭蕉、水波模样的纹饰。在另外几件类似器物上，还可见到莲瓣和螭龙纹样，都明显带有浓烈的异域宗教风格。

莲瓣是佛教中意味着清净高洁的常见装饰；螭龙与水波则显示佛与法的权威——看来大概是佛教徒的日常用品。可是有些类似瓷器身上竟然又出现了阿拉伯文，似乎是穆斯林使用的器具。所有这些瓷器，却又无一例外产自泉州的磁灶窑、德化窑等几个有悠久历史的大瓷窑，这似乎让人有些理不清头绪。

原来，这种瓷器叫做“军持”，是从印度佛经中音译过来的，梵语写作“Knudika”，意即“水瓶”，是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最初是僧人携带淡水之用。而在伊斯兰教传播到南洋后，史载“南洋土人自从信仰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应用之军持，需要尤多。”于是，穆斯林毫不客气地“拿来”佛教徒使用的军持，烧造上自己的伊斯兰纹饰，作日常拜功时净手之用。军持有趣的身世，才让它有了这两种面孔。

产自泉州本地瓷窑的军持远播四方，在东南亚多个国家都有它的身影。毫无疑问，它是专门为外销给东南亚伊斯兰教徒而生产的。那时的中国，完全不是马戛尔尼后来看到的那一幅傲慢面孔，她是这样具有商业头脑，是这样深谙“市场主导”的规律。像军持一样，德化窑的大海碗，显然是为迎合东南亚土著人围坐饮食的习惯而打造；在欧洲收藏的德化窑瓷器上，竟然绘制着西洋人的家庭生活、骑士风范、贵族休闲和上帝的福音。在1745年东印度公司“Gothenborg号”沉船的货物里，赫然有一批仿欧陆风格金属器具的德化瓷。“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中国大陆在30年前刚刚明白的这一市场经济观念，在古代的泉州，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穆斯林手中的军持，折射出一座东方商业主义之城。泉州在商业上的积极进取，成为其崛起的又一大支柱。“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毫不夸张地说，泉州作为欧亚陆路与印度洋海陆的结点，所引领的中国海洋时代，主导了13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体系。

如此辉煌的成就，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商业主义的伟力吗？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巨著《全球通史》中指出：“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文明的固有形态，就会知道，在古代的中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

哈佛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为东方式的，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完成；社会进展的主要动机是政治、亲族的辨识和宗教仪式。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社会财富积蓄的主要方式是生产技术或商业程序；社会进展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

正因如此，中国的古城多以政治象征作为规划的出发点，礼制的需要笼罩了城市生命的始终。而泉州，这个因商业发展而生长起来的代表性城市，显得尤其可贵，与近代几个相继崛起大国的萌芽状态如此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曾为古中国文明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为这条历史长河提供了一个通畅的入海口。它最终被文化的泥沙淤塞不通，无奈地看着大河义无反顾地向着另一个方向奔涌而去，掀起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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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客墓碑：飘扬过海来看你

2004年，数个阿拉伯国家慷慨解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体楼的东侧修建了一个新的陈列馆，称为“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其中，阿曼苏丹国王捐款20万美元，沙特国王捐款30万美元，摩洛哥政府捐款10万迪拉姆（折合人民币7.8万元），并有多达13个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参加了竣工典礼。

他们为什么要出资在泉州海交馆展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文化？让我们在这座漂亮精致的伊斯兰风格展馆中走一走、看一看。由杨鸿勋先生设计的展馆建筑，处处可见洁白的大理石和大片的芳草地，敞亮明快，与阿拉伯世界所崇尚的审美观并无二异。而走在展厅内，最能够烘托异域宗教气氛的，无疑是随处可见的线条流畅的阿拉伯文。这些文字并非为了装饰伊斯兰展馆而特意刻写，而是已经在泉州这块土地上存在了几百年，经历过无数人的注视。

它们是一方方阿拉伯侨民的墓碑。每一块墓碑上，都刻写着墓主人的姓名和生平，不少碑文还同时刻有阿拉伯文和汉文，甚至分别刻写在正反两面。碑不大，却精致异常。站在展厅中央环顾四周，一方方古老的墓碑，记载着一个个鲜活的侨居穆民的故事。被人赋予生命的石头，仿佛都在试图踊跃发言，向我们讲述那些背井离乡而又难忘故土的心路历程。

走出馆外，在露天陈列场的草坪上，漂亮的伊斯兰墓盖石，疏朗地静静睡着。这些高鼻梁蓝眼睛的侨民，在生命终结后，仍然可以用这样的石头化身使后人赏心悦目。

为什么这么多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生命，选择在泉州安身立命，又托体于这里的山阿？

这正是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处浓墨重彩。只要你来到泉州，就一定会在山水之间、寻常巷陌，找到伊斯兰文明的深深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启泉州梯航万国时代的钥匙，正掌握在这些侨民手中。

阿拉伯人有经商的悠久传统，伊斯兰文明自萌芽时期就诞生于浓厚的经商传统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借着伊斯兰教对整个社会体系的巨大维系力量，阿拉伯半岛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同时也将他们的生意带到了任何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东方的丝绸和瓷器之国，当然也进入了他们的海上商路。至迟在唐代，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已遍及中国沿海渚港及西太平洋上诸岛国。可以说，泉州的崛起，除了其自身地理位置，也得益于他们的刺激。

随着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这几乎是文化碰撞地带的一条铁律。而泉州这个商业主义发达的都市，又是宽容和热情的。它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各地的商品，也毫不拒绝来自异族的文化传统。阿拉伯人不但可以在此地传教，而且如果他们能在族人中招徕更多的贸易量，还可以加官进衔。你看，这块下部残缺的墓碑，它的主人当上了永春县的“达鲁花赤”（知县）；这个取潘为姓的阿拉伯人，还当了军队的“总领”……阿拉伯侨民在此经商、为官、通婚、繁衍，渐渐溶化在文明大河中，他们的后代作为今天所称的“回族”，仍然继续着几百年前弃舟登岸时秉持的信仰。

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元代末年周致中‘曾使外蕃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风俗’，所撰《异城志》一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爪哇、麦加、西西里岛、的黎波里……这些今天的国人都不一定能说出多少所以然的地方，竟在宋元时泉州人写下的多部书中都有记述。历史学家常将林则徐称作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呜呼！殊不知我们在中古时代曾那样好奇地向世界张望过，是什么挡住了我们眺望的双眼？

其实，泉州的外来宗教文化，又何止伊斯兰！看看海交馆一层东侧的宗教石刻陈列馆吧，这儿的石头上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刻着印度教的毗湿奴，八思巴文、古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拉丁文都在向你讲述安息亡人的身世。一个典型中国式脸庞的背后长着天使的翅膀，印度教舞王的造像被村中百姓当作观音供奉……正如戴泉明先生所言，这都是多民族漫长而又嘈杂无序的接触中由于相互间‘文化误读’而产生的变异。

泉州，是真正的“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13世纪初侨居泉州的犹太商人雅各，赞叹此地雍容大度的荣光，将她誉为：光明之城。这样具有开放、包容、进取之品格的泉州，在封建士大夫“坐而论道”的淤塞中，确实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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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观音：东方不亮西方亮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神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这段文字刻在泉州灵山圣墓的一块石碑上。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奉旨第五次统系舟师前往西域。这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福建集结船队期间特意在泉州登岸，前往灵山圣墓行香，祈祷真主保佑其航行顺利。郑和的远航可谓航海史上的昙花一现。还是张光直先生所述的东方文明形态使然，下西洋并不为什么经济目的，而是朝廷为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宣传。这样缺乏底层动力的外交活动，在短暂的风光后，很快随着官方的兴趣转移而归于沉寂。

郑和的终止，也是泉州的句号。他留下的行香碑，像一曲无奈的绝唱，成了泉州在航海史上最后留下的显赫一笔。元代极盛过后的刺桐港，在明初遭遇“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海禁，承托往来商船的晋江也渐渐淤塞变窄。郑和没能挽救泉州的衰落，在他逝世31年后的成化八年，泉州最终被“摘牌”，市舶司迁往福州。

历史的戏剧性又一次上演。作为一个港口的泉州渐渐被历史所遗忘，但位于泉州港西北方向的德化，却仿佛“东方不亮西方亮”，勇敢地走到前台，以它绚烂夺目的瓷器艺术，继续撑起这座光明之城的荣光。

泉州海交馆二楼东侧的外销瓷陈列馆里，静静站立着一尊渡海观音像。她的惊世绝美，令人们相信，她就是泉州荣光的续写者。我们看过很多色彩斑斓的艺术品，却不常体会“淡雅是美的极致”。这尊渡海观音，全身没有一丝彩色，完全是一袭通体的白——是白，却又不是耀眼突兀的亮白，而是一种调和醇厚的乳白，如脂如玉，素雅凝炼。再加上釉面散发着莹润的糯米光泽，这种完全由最纯粹的“中国白”造成的艺术感染力，使每一个目睹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深呼吸。

比颜色更加精妙的，是她的雕刻艺术。微闭双目的丰满脸庞，烘托出微醺的宁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自胸前急速一泻而下的衣纹。每一个被海风吹起的衣角，都被绝妙地刻画，好像真的是飘逸一刹那的定格，而不敢相信出自刻刀生硬的切削。观音乘风破浪自海外降临，她脚下正翻滚着汹涌的骇浪，几股水流交织缠绕在一起，难分彼此；大浪打出的水珠，在卷起的浪尖上跳跃。观音脚踩浪花，稳稳立于浪花之上，仿佛出水芙蓉，赏心悦目。这样细腻的雕刻，动静相生的仪态，使观赏者久久不愿移开视线。

在观音的背后隐隐钤着一方印章“何朝宗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何朝宗款”德化白瓷。历代以降，中国虽然制造出数不胜数的杰出工艺品，却罕有名垂青史的艺术工匠。而德化窑的瓷雕大师何朝宗，却打破了这个文化传统，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这种纯粹的雕塑美和釉色质地美的代名词，被奉为“瓷圣”。在海内外公私藏品中，已确认署有真实“何朝宗”款的瓷雕共有47件，全部具有这样经典的艺术特征。2008年8月，为了配合北京奥运会而在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科技馆举办的两场中华瑰宝展览中，何朝宗的一尊观音坐像和一尊渡海达摩像分别亮相，在更高层次的语境下，续写了泉州在全球化时代的荣光。

从这些产于明代的德化白瓷精品上，我们发现，不论瓷雕艺术还是烧造技术，它们都比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正是德化瓷器接过刺桐港繁荣接力棒的原因。刺桐港衰落了，但德化窑却励精图治，在造型、烧制、装饰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开发，远远超越了宋元的水准。德化瓷不但没有因为航路不便而隐没，反而通过新兴的漳州月港、厦门港和福州港，开创了瓷器外销的新局面。由日用陶瓷到艺术陶瓷的生产拓展，是泉州制瓷业划时代的飞跃。随着明隆庆时期海禁的解除，何朝宗白瓷所代表的艺术瓷雕，很快征服了世界，以至于“天下共宝之”。

德化外销白瓷在清代康雍乾时期达到全盛。欧洲人看不懂中国的方块文字，却能直观地感知瓷器中蕴含的精致、温婉、宁静、优雅的东方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上流社会开始热烈追捧“中国风”，从瓷器开始，一切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包括丝绸、漆器、玉器、家具，都被欧洲王室贵族收藏在宫殿中。乐此不疲的欧洲人，不但欣赏把玩，而且有意识地模仿烧造德化瓷器。从16世纪开始，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地纷纷以德化白瓷为蓝本，仿造中国瓷器，并最终在18世纪得到成熟的技术，实现了大量生产。站在这种角度上看，“明清德化白瓷引导和照耀了17、18世纪欧洲瓷业的发展之路”。

大概也是因为那时审美眼光的开拓，欧洲人后来才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那个万园之园——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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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也许有人还记得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纪录片《河殇》，曾引起过有关“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亦即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大讨论。当我们的视线掠过海交馆的一件件藏品时，就会发现，我们曾路过一个并不隐蔽的交叉路口。但最终，高度内向的自给自足模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导致了明清时期一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大陆帝国。它成了一个步履沉重的老者，在自己的阡陌田园度过一生，对来自远方的声音没有丝毫兴趣。由于固执，他的田园上演了一部苦痛的近代史。

但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重温泉州精神的新路。若干年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憧憬21世纪时曾言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不仅有过一个万邦来朝的大唐长安，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兼收并蓄的宋元泉州。当我们走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也许可以在这座海港城市的生命历程中，得到一些对未来的启示。

反数字化生活

　　笔者是学通信出身的。在一个完整的通信系统中，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是信源——信道——信宿，也就是发送方——传输媒介——接收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一个通信系统，双方的人自身既是信源也是信宿，而交流方式就是信道。

　　信源和信宿都是活生生的人，携带信息量无敌巨大，通信效果关键在于信道。无失真的信道只是理想情况，实际工程中不存在，因此没有人能当对方肚子里的虫，知道对方最原始的心理活动。但是存在高保真信道。面对面交流，就是一个高保真信道。它的传码率高，因此交流效率高；误码率低，因此理解误差少。差一点儿的是网络视频，有影像和声音，但缺乏肢体语言和空间气氛，部分信息就丢失了。再差点儿的是电话，影像也没有了，完全只是声音，影像携带的信息巨大，但电话这个信道不支持传输，因此这部分信息就全部失真了。再差点儿，大概算是写信，保留了真实的手写字体，也能传递一些人的情感信息。

　　信道带宽最窄的，就是网上文字聊天，QQ、MSN这种IM方式。只支持文字，屏蔽掉了其他所有传输渠道，因此带宽极窄。在这样的信道上通信，第一是失真，这种失真对于人这种丰富的信源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第二是误码率高，误码的问题本身可以通过纠错码修正，比如在信道上同时传送声音、表情、动作等相互参照纠错，但在IM上这些都传不了，所以误码不可挽回；第三是无反馈，高性能通信系统要求接收方要回送反馈码，比如当面交流时眼神、语气、表情都可以是反馈码，发送方可以根据它来判断接收方解码结果与发送数据是否一致，若不一致须将错误数据包重传，但文字聊天无法实现回送反馈，所以会不断在错误接收结果上连续发送，最后酿成故障；第四是传码率低，每句话都需要互相等待（只有头脑是信源和信宿，发方打字的动作、收方眼睛对屏幕文字的识别分别属于“信源编码 ”和“信源解码”过程，电脑将文字转换成二进制码和数字逻辑信号是“信道编码”过程），因此传输速率比不上面对面和电话，当然比写信高。但写信对方不是实时等待，也就是信道上没有定时器，所有信码可以打包发送。

　　通过我的个人体验，我发现QQ、MSN这种东西的通信质量极差，对方的形象在单纯的文字里经常变成不同的模样，令信宿产生错误解码。而且严重时颠倒黑白，双方越是沟通频繁，失真就越大。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异地恋坚持不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联络经常使用低质量的信道，由于失真过大，其实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对方，而是一个剥离很多信息之后的印象，因而惊呼“对方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果他们愿意多花点钱来打电话，就能避免大量精神损耗，换来好得多的生活质量。

　　由于电脑检索信息的高效率，在网络上的阅读成为“浅阅读”。电脑、网络使得海量的信息快速涌入人们的大脑，但人很难深入地关注某一问题。人接触的信息多了，理解力却在下降，而人的头脑更需要的是理解力。我们每日处理海量的google reader未读条目，浏览大量朋友通过豆瓣、聊天工具、饭否、GR分享的各种各样的网址，看起来好像在了解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但这一切在头脑中都未曾消化而成为浮云，其代价是大量的时间精力。上网让我们看起来像个万事通，但我们只能是这一切消息的旁观者。

　　很多人一旦面对电脑屏幕的时候就心不在焉，这也是为什么我写比较重要的东西都必须用笔在本子上写完再敲进电脑的原因，QQ、MSN上聊天注意力难以集中、心里起急，无论对方是亲是疏，所以对方经常在网络的另一面感觉到的是一个冷淡的我，而这完全是由信道引起的失真。我用QQ已经八年了，但越来越不信任这种方式，谈事情还是打电话吧，拜年还是明信片吧。或者实在需要用网络，Email也好些，起码我还觉得真实些。

　　事实上，越是古典的生活方式，越真实、越少失真，大家仔细体会一下，可能会有同感。比如读书比看帖子能获取更多信息量和更深的记忆，即便是同样的内容；用最棒的光碟听音乐，也体会不到现场演奏的感染力；同样是打发时间，喝着茶捧着书，比喝着可乐泡着BBS更让人心里踏实。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试，是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不喜欢虚拟，但这个时代必须用网络来获取信息，我无法拒绝；那么至少在某些力所能及的方面，带着现代头脑，恢复古典生活，让自己真实一点，实在是必要的。

也是我向往的小国寡民

我高中宿舍的哥们儿沈蛋以“也是我向往的小国寡民”为题转载了最近一期SOHO小报上的文章《小的是美好的》， 作者颇为诟病大城市疯狂扩张的无意识行为，主张否定空洞的巨无霸城市，支持城镇化、多中心的卫星城布局。

的确，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会出于亲身体验而强烈支持这个观点。但我想到的是，这种理想的实现，到底是不是一个规划行为？是不是一个规划师通过城市营建能够解决的问题？

文中提到了一个首都人口的比例问题，这个问题，去年北大一位教授在解释北京房价为什么居高难下的时候也曾经举证过——北京虽然人口庞大，但从中国首都地区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来讲，还远远没有达到常态。

这很令人忧虑。作者对此描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蓝图——“大部份的中小城镇代表了真正的美国精神，尤其是西部的保守城市，充满了教堂而不是商店。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简单平静的幸福生活，看着老款电视。”如果中国的城镇面貌能够如此，恐怕北京也就不必不堪重负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当在一个城市规划的专题中被提出，而应该在一个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专题中讨论。因为：城市最终是给人用的，上述这种生活图景，出现的必要条件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当中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已经充分发育，使得任何一个位置上的人们各司其职，并且规定各自利益的契约得到广泛公认。只有这样，城市的使用者才能够做到良好的“归位”。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和德国，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的职员社会，因此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安定的、有序的、合理归位的社会秩序。人们“选择中小城市作为生活目的地而不是仅仅以首都为生活理想”。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城市规划师也才能够得以规划大量的中小城镇。但不能不看到，日本在达到这样的效果之前，经历了长期的非安定的起飞阶段，这正是中国当前的阶段。

前述这些发达国家的众多中小城镇，如果按照完全同样合理的规划布局放到中国，却必然造成大量的空城现象，使规划者无比尴尬。世界银行贷款给中国在青海戈壁滩上修建高速公路，待建成后世行人员实地考察却大呼上当——只有野兽而没有汽车在这条路上行进。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作者在文中已经讲明了：“人的心里怎么思量，它的行为就怎样。我们作为城市居住者的人，如果不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性的弱点和劣根性就会投身到城市建设上，最后制造出让我们痛苦的巨兽。”

作者超越城市规划的层面，提出中国需要迎来一场以农村工业化为特征的“土改”，使得城镇和中小城市获得工业的支撑而得以使人安身立命。其实这个命题似曾相识，那就是曾听到的“北京老城区四合院之所以保不住，根本就不是因为文保部门不作为，也不是因为规划法规不健全，而是地权问题，是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为大刀阔斧的改造开亮了绿灯。”——的确，这个观点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仍然是浅层原因，还有超越这个层面的深层原因，那就是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个历史现象：200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原始档案，其中文件显示，1960年代CIA对中苏关系走向的评估和预测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CIA看到中苏关系的障碍，但认为基于双方国家利益的考虑，中苏同盟不可能破裂，但中苏同盟却最终走向了破裂。出乎美国人意料的原因在于，19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弊病”（沈志华语），相互间关系的处理存在超乎国家利益之上的因素，它们不是立足于“对你有利还是对我有利”的现实问题，而是立足于“你正确还是我正确”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个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分歧之严重，当然就不是另一种形态的西方国家所能够理解的了。

中国的城市之所以是这种样子，正是由于这样类似的原因。控制城市当中人们行为的，不是城市建设成什么样——或者说城市建设造成的影响不是核心影响——而是人们的价值观和对自身的设想。“城市的产生是人的创造力 延伸的结果，所以，不谈人的价值观只谈城市建设是徒劳的。”因此，有必要问一下，中国人是否能够接受小型恬淡的城镇生活。对于一个当代中国的大学毕业生， 去往中小城市获得一份好的工作、所得薪水在当地较低的消费水平上，不但可以获得相对殷实的物质生活，也颇得慢节奏生活之惬意。然而汹涌的毕业大军却背井离 乡地涌向中心大城市，甘愿忍受污浊空气拥挤交通，在高昂的消费水平上苦苦为生存基本条件而挣扎打拼，也不愿退出这虚假的乌托邦，这究竟是为什么？作者应该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去问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建成了这个样子。

分散的城镇形态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形态，需要一个分散的实现价值的系统，和一个支撑这种价值系统的成熟经济形态。当一个美国人快乐充实地做着一名清扫工时，一个中国的中层领导却在为不得志而郁郁寡欢。而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可能上海例外）仍然是一个一元社会，而且是一个单向度的一元社会。大众的人生理想在同一条轨道上孜孜以求，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成功观、官本位、家族观，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甚至使人对自身生活轨道的设定加入涉及下一代的考量，这些观念意识层面的导向，就根本不是工商业区域发展所能够左右，更遑论具体城市建设。大家无法各自归位，因为人数众多而可供大家使用的心理期许位置却只有很少的一些。这种心理并不必被视作错误和有害的，而只是说，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国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尚存在根本的区别。

曾经，许多人头脑中幻想过一种恬淡舒缓、小富即安的田园梦，可是后来这种田园梦不得不被阶段性的世俗目标所取代，因为大家发现：在中国，只有有了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实现最为质朴的田园梦，否则它会为生活所累而击破。这仿佛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在现今的中国，奇怪的事情还少吗？这是一个高热度的社会，同时是一个不完善的社会，因此身处其中的人，过活简单平静的幸福生活的成本绝非处于后发展时代国家的国民可比。而这里的城市，它只能这样大而无当地生长，被喧嚣和欲望蹂躏得荒草丛生。规划师们心中梦想的美好图景，暂时还没有到来。

那也是我向往的小国寡民啊。

上网的一点体会

据说本月20日是中国互联网20周年誌庆。这个时间点对于我来说过于遥远（才两岁）。也许对我和身边大多数人来说，和网络的真正接触是上世纪最后几年的事情。不到十年间，互联网改变了方方面面。

对我自己来说，就像上一个帖子里讲到的：“很多眼界是通过网络开阔的，很多观念是通过网络接受的。”网络之所以成了这个强大的新世界，我同意一篇文章中的观点：

概括地说,互联网的革命性影响就在于,它前所未有地提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横向联系平台,以及一个没有中心的意见表达平台.

这两年，Web2.0这个东西出来之后，网又变了，主要的信息不再像过去一样集中于“网站”，而是集中于个人门户。我们现在更多地通过具有rss源的东西来获取信息，而不是通过上某网站浏览的方式。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从网上获取的信息性质比过去更体验化、更个人化，因此也更加实用，这就好像你打听“××大学怎么样”这个问题，收到两个答案——其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一所以理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其二：“嗨，我一哥们儿就在那学校，听说分挺高，就业不错，企业都抢着要。就是食堂差了点儿，美女也少……”您觉得这俩答案哪个更有用呢？

打个比方说，就是前几年的网络像一个章鱼，少数网络提供商是中间的主体，细小触角连接的外围终端用户在围观；而如今的网络像个摩天轮，主体是挂在外围那很多个座舱，中间的部分只起一个支撑连接的结构作用。这个变化和网络技术上的演进有种巧合：局域网的拓扑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是以主机服务器为中心，而90年代后网络从层次式结构改变成平面型结构。使过去集中在主机上的计算改变成分布式计算。在这样的土壤上生成了诸如“我世代”、“自媒体”这样的形态，“社会日益进入一些小众的亚文化圈了，而互联网为这些亚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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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想谈一点关于观念的问题。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的统计：

“大部分互联网用户并不知道橙色XML按钮是什么意思，只有4％的用户使用过这个橙色的XML按钮订阅RSS新闻。即使知道RSS是什么意思的用户中也只有38％的用户使用这个RSS订阅按钮。更糟糕的是，有22％的用户点击了这个橙色按钮之后甚至都不知道又该采取什么动作，于是有26％的人在点击之后只好离开该网站。”

这使我想起一些朋友，他们被人邀请注册了某服务却因不会用而不再登录；认为rss订阅高深莫测而从未问津；他们只用桌面上摆着的IE；只知道把网站保存在本地收藏夹里。他们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Google搜索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另一个可能情况是：那个经常代替自己操作的人今天恰好不在。

我建议一个朋友使用firefox时，他很快放弃了，并说，操作与IE有所不同，不习惯。——习惯，正是习惯这个东西，阻挡了那些进步的脚步。人们只习惯他们用过的东西，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不习惯，他们就会说，这是什么东西？赶快给我换回原来那个。可是让人习惯的世界总共也就那么大，这些也算不上技术，只是学习一下使用现成的服务。其实，人没有那么多不习惯，尝试着迈出一步，就会得到学习的乐趣，就会离不开它，这正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