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漫长、煎熬而饱含激情的战斗终于尘埃落定。对那些萍水相逢却拔刀相助的恩师们，我只有借用子奇的一句话：“结草衔环何以报，唯有悬梁刺股勤。”
这份试卷让我欢喜让我忧。密密麻麻写到手疼的几张答题纸，与北大失之交臂，却把我送进了中科院。
㈠名词解释（每题10分）
⒈里坊制
⒉失蜡法
⒊汉石阙
⒋麦积山石窟
⒌永宁寺塔
⒍铺作
⒎历代名画记
⒏梁思成
⒐三朝五门
⒑无梁殿
㈡论述（每题50分）
⒈曹魏邺城的考古工作、布局特点及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
⒉简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⒊论述东汉建筑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
⒋根据图像作答（每小题25分）：
②根据梁架透视图描述佛光寺东大殿柱头铺作组织
春节大家庭聚会，格外体会到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援引《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的段落加以说明：
“中国人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态度，总是把后者当作是“儿童”。上一代（尤其是女性）总是倾向于将他们当作是必须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在吃饭时，长辈表达自己的“心意”之方式，就是硬塞对方食物。因此，中国人即使在成年人之间的交往，表达“心意”的方式也总是少不了食物，例如“请客吃饭”。笔者在大陆时去探访熟人，有时对方正在为家务忙碌，无暇照应，为了避免客人独坐无聊，就将家中的糖果饼干通通挖了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才自顾自地去干活。”
“的确，中国人的上一代倾向于把下一代当作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阶段——口腔阶段——的人。因此，长辈（尤其是女性）在平日关怀成年子女的方式就是在睡眠、衣着方面关心他们的“身体”。一些女性的长辈，在久不逢面之后的第一个关心反应，也总是说：“你瘦了！”这自然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因为，当你和她们说太胖会导致血压高以及有损美观时，她们的第二个反应也多半会同意你的说法。”
“中国人两代之间的所谓“亲”，大致上仍然是限于“身体化”方面。一方面，上一代对即使已经成年的下一代，仍然着重于弄一点东西给他们吃，“注意身体”是日常谈话永恒的主题；另一方面，下一代也用“养”的方式来报答上一代，并常常用问候他们的“身体”的方式以表示自己的“心”。 这其中包括敦促“早点睡”成为一个条件反射的公式。中国人平常担心“亏”与“弱”的程度，也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要严重得多。”
“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有将成年人“儿童化”的倾向，或者，可以倒过来说，是因为人格发展的阻滞才导致这种安排。这并不是说对“身体”不应该照顾，其实在任何文化中对“身体”都要照顾，只是说中国人对己对人的任何照顾都有“身体化”的倾向。“身体”的需要是人人相同的，因此，将任何照顾都“身体化”的话，就根本不能顾及“个人”与众不同的需求。”
转载自小钟的blog，题目是我起的。
文章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写的，但我觉得可以延拓到很多角落，每个人都在面对很多无法避免的冗余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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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 (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新财富，作者陈志武，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九型人格》是我暑假里读的一本书，算是一种性格分析方法。现在各种心理测试鱼龙混杂，这本厚厚的《九型人格》看起来还是比较科学的——大部分测试都给人小儿科的感觉；而《九型人格》以一部著作的形式进行成体系的细致划分，也许值得参考。书的第一章说道：
“研究性格类型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让你能够指出他人的性格特征，而是为了减少你自己的苦恼和麻烦。”
“研究性格类型的第二个原因是你可以从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他人，而不是从你自己的角度。”
体系中九型人格分别是：①完美主义者、②给予者、③实干者、④悲情浪漫者、⑤观察者、⑥怀疑论者、⑦享乐主义者、⑧保护者、⑨调停者。书中提供了一个九型人格的分析测试。为了更客观一些，测试我做了两遍，中间隔了一个月，结果是一样的：5型-观察者。
书中关于5型的描述我感觉有一些比较准确，符合我的行事心理，好像说出了自己说不出的感受。当然也有不一致的，没有人能被一套普适性的公式所解释，一个具体的人应该是几种人格类型成分的集合体才对，这里的结论表明的是我们哪一个方面更突出。存在心理暗示，阅读中应该努力将它降到最低点。
可是蛋挞测试的结果是8型-保护者，我和她都觉得觉得不大符合。人格这种复杂的东西本身就难以理清，或者情绪的变化也会影响测试答题。
如果你也感兴趣，可以去做一下这个测试，是和我那本书上完全相同的题目。对各型人格的详细描述可以在这个网页上对照，是一个与书中一致的精炼缩写。需要注意的是，网上关于九型人格的信息很多，但我只找到我上面提供的链接上的测试和描述与书上一致，其他的版本怎么看怎么不对味儿，不推荐。
最近看到大舅更新了一篇blog《白城子（下）》，是他年初赴位于张家口的元中都都城遗址考察的记录。大舅在文中对考古队对元中都宫城大殿规模的描述提出了质疑，转引如下：
“元中都南门正北三四百米处，有一片高出周边三四米的土台地，这就是宫城的中心大殿。据说，尚未发掘时，这里已形成了一座小山丘。经过发掘，殿址呈工字形，其性质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工字形两侧为大臣所走的道路，中间则为御道。当年联合考古队宣称，这个大殿比故宫太和殿要大几倍。而我在现场却没有看出那样的规模，甚至感觉该大殿还要小于太和殿。
我们知道，唐代的大明宫和明代的太和殿，两者规模相当，无论从规模上、技术上和艺术造诣上，均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是我国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的宫殿，这已得到考古论证，为大家所接受。如果说中都大殿规模要大出前者若干倍，确实感觉惊世骇俗。
我仔细阅读了中都的有关资料后得知，其所宣称的规模，是将大殿两旁的附属设施都相加进去了。如果这样计算，那么太和殿南北的广场、东西大量的房屋，是否都属于附属设施？我认为这种计算并不科学，伸缩性很大。”
亲自现场观察的结论和实地照片令人信服。正巧我今年看过一些有关资料，说一些我的看法。
一、由面积比较引发的对应关系混乱
在人们的思维习惯当中，作为大明宫中心建筑的含元殿，与作为紫禁城中心建筑的太和殿，二者似乎应当是对等可比的。
在唐大明宫含元殿与明太和殿的比较上，有如下数据：台基高：含元殿是15.6米，太和殿是8米（分三台）。面宽：含元殿是65米，太和殿是62米。开间：含元殿与太和殿一样，都是11间。进深：含元殿与太和殿一样，都是38米。面积：含元殿是2470平方米，太和殿是2356平方米。由此看来，两建筑在单体体量上差距并不大。
但应注意，含元殿基址平面呈“凹”字形，不同于太和殿的矩形基座，并且比太和殿的基座广大得多。这是因为，二者的建筑形式是不同的，太和殿是一个纯单体建筑，占据整个基座，其周边附属建筑是为了围合成太和殿广场的院落而建；而含元殿类似于一复式建筑，除中心大殿外，两翼建有翔鸾、栖凤两阁，它们与中心大殿的关系不同于太和殿与左右崇楼的那种院落关系，而是俱为一体、血肉相连、基座共用，其实整体相当于一座建筑，这可以从这张复原图上看得很清楚：
图中左右两阁的内侧（注意是内侧）间距考古实测为150米，比太和殿汉白玉三台的下方最宽处130米还宽。因此，含元殿的结构与太和殿是两个概念，它更像午门那种楼阙一体的形式。含元殿的规模比太和殿大得多，我想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并不是指那个单体的大殿。
由此来看大舅文中提到的元中都大殿规模的质疑，我想从元中都大殿遗址呈工字形来推断，它应当不是太和殿那种单体大殿，否则平面应呈矩形。很可能，它与周边附属建筑的关系是含元殿型的，俱为一体，无法拆分，因此才有了联合考古队的说法。
更进一步说，故宫三大殿所共用的汉白玉三台平面是呈工字形的，李燮平先生《从明代的几次重建看三大殿的变化》文中提到《春明梦余录》说，三大殿原是“中极渗金圆顶，如穿堂之制”，也就是说明初的故宫三大殿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彼此独立，而是中和殿（即中极殿）在建筑上与前后奉天、谨身二殿有比现在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明代早期三大殿遇火灾经常被一并烧毁的原因。这是否也可作为推断元中都大殿结构的一个佐证呢。
综上所述，含元殿与太和殿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而如果将明清三大殿统一起来对应于含元殿的话，三大殿的前后联系和前者的整体性却也不是一回事……好象是越说越乱了。为了搞清这个建筑地位彼此对应的问题，我通过查资料有了些新的认识。
二、大明宫与紫禁城的对应关系分析
我现在找到的一些资料认为，明清外朝三大殿的格局是由唐大明宫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格局演化而来，例如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教材第296页讲到：“太和、中和、保和三殿附会‘三朝’的制度”。我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我查阅了根据史料推断出的含元殿在当时的使用状况，发现，其实含元殿之功用并不像很多资料中说的，与太和殿相同；而是就像它的形体与午门相似一样，相当于午门，含元殿广场就是午门前广场（再加上天安门前广场），为举行大典和仪式之所，它在大明宫中的地理位置也说明这一点。对此《华夏意匠》中指出：“‘含元殿’就是大明宫的‘门’，一如清宫的午门，由于地形的关系大胆地改变为‘殿’……在建筑造型上所产生的效果是‘台门’所不及的”，可印证这一看法。大明宫的整体形势如下图：
而和明清太和殿或者说三大殿真正相对应的是含元殿后的宣政殿，从其周边建有行政机关可以说明。而它之后的紫宸殿（已经属于内寝，但同时也负担日常政务功能）又相当于正寝也就是乾清宫的地位。明清宫城比大明宫使用了更多重的门、更长的序列，于是，唐代的含元、宣政和紫宸三殿到明清被演化为天安门端门午门、前三大殿、后三大殿，三者分别被分割成三座单体建筑的格局，构筑皇家形象的建筑符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是从立体上铺展到平面上了，含元殿用于制造神圣气氛的恢弘形体，被内城正门到宫城正门间的T字形广场加上三重宫门这一序列形式代替，而这又源于北宋汴梁的创造。至于为何如此我还没有思考清楚，这也许与12世纪之后由于单体大规模木构遇火损失惨重而使中国人向立体方向发展建筑的兴趣大大减低是同一过程？存疑。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是直接开在长安城北城墙上的，它相当于北京的什么呢？大明门/大清门。至于大明宫中的太液池、龙首池等苑囿，按照这个思路下去，可以理解为明清搬到了皇城以西的三海处以及北京西郊的园林。下图为明清宫城图，可作一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对紫禁城的使用完全符合这个模式，即午门的典礼、皇极殿（即太和殿）的朝会、乾清宫的寝居。而清代将朝会地点后退至乾清宫，而后又进一步退缩至养心殿，使得太和殿只成了举行典礼的礼制性宫殿，则可视作是清代出于便利而对这一传统模式的偏离，这就好像读书应该坐在书桌前，可是有人睡醒了就直接拿本书躺在床上看。
另外补充一下，已知最大规模建筑成整体性的宫殿并非大明宫含元殿，而是大明宫西部高地上的麟德殿，为非正式接见及宴会之所。含元殿整体为2000多平米，而麟德殿整体为5000多平米。张锦秋大师指出：这样大的面积，目前再未见过。麟德殿是三重大殿+两楼+两亭的复式结构，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孤例（潘谷西《中国建筑史》36页：“隋炀帝在东都建乾阳殿，面阔13间，进深29架，自地面至鸱尾高170尺，可与此殿相匹敌”）。作为“大明宫”概念对应的应当是“紫禁城”，是宫殿建筑群。可以理解为唐代的京师有三个宫城：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而明清的京师只有一个宫城：紫禁城（不计清代园囿）。至于麟德殿，在后世就并没有与之地位对等的建筑了。
三、各朝代宫城之间的脉络体系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提炼出一个比较概括性的宫廷建筑模式，那就是：凹字形平面的门式宫阙+后面两重宫殿，担负宫廷的大朝、常朝和日朝，分别对应周礼的天子三朝。
我们试着用这个三重模式去套自隋代以降的一些典型宫城，可分别得到如下结果：隋大兴宫/唐太极宫的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隋东都紫微宫的则天门、乾阳殿、大业殿；唐大明宫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北宋东京的宣德门、大庆殿、紫宸殿（刘敦桢中建史教材认为东京三朝为大庆殿、紫宸殿、文德垂拱殿，我认为值得商榷）；元大都的崇天门、大明殿、延春阁；明清紫禁城的前三门、前三殿、后三殿。可以看到，在这个体系中要求体量最大的建筑并不是宫中活动的中心大殿，而是作为最前方大门意义存在的楼阙，这也就是紫禁城的午门比太和殿还要高大的原因。
然而试图将这一模式应用于隋代之前的宫城建筑时却发生了困难，我发现之前的东周都城、秦咸阳、三国邺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洛阳，包括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它们似乎都无法找出一个巨大的大朝宫阙，而是由宫中的中心宫殿（如阿房宫前殿、洛阳和健康的太极殿、未央宫前殿等）负担了最核心的礼制功能。于是再次回到资料中（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86页：“到东魏，又附会‘三朝’制的思想，在东西横列三殿以外，又有以正殿为主的纵列两组宫殿。这种纵列方式为后来隋、唐、宋、明、清等代所沿用，并发展为纵列的三朝制度”）。可见，中国宫殿的布局的确在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点就是周代以来在中心宫殿举行的大朝典礼活动改在宫城正门举行——由此可见，由于这种功能上的转移，才带来了宫城正门体量的放大，最终达到含元殿的巅峰形式，并且一直持续影响到明清。这一体系继承的是在中轴线上排列主要建筑的“周制”，而非两组并列而立的秦汉制。
至此，宫城布局的脉络关系大体能够理清了。
最后的一个体会是，上述变化还是属于局部调整；而早在商周时就已经形成的“前朝后寝+园囿”的基本布局，历经三千年，从未有过任何变化。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建筑史》，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从明代的几次重建看三大殿的变化》，李燮平，《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 1995年10月
《华夏意匠》，李允鉌，天津大学出版社
很多人“最喜欢的电影”中赫然列着“死亡诗社”的名字，为什么呢？
刚刚看完，可以说，这是一部安慰片，一部安慰狂想者们所得不到的狂想的安慰片。
当然，每个人都曾经是狂想者，但有人能平和地对待狂想在时间和现实面前的转变；而有人不能，并且以不能平和对待为荣，喜欢以所谓“坚持自己的内心”或者“孤独的行者”等等这样一种悲壮的形象出现，将这种形象视为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潮流和时尚了。
为什么《死亡诗社》这一类片总喜欢以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作为主角呢？当然是因为他们最易博得同情，最易博得人们对弱者悲天悯人的同情；但却对他们地位的尴尬性、反抗的软弱性和自身的矛盾性视而不见，其实这些才是这群孩子们最主要的标签。
我们还是冷静下来，回到教育的本源：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教育的唯一目的应是使人获得幸福，其他一切目的都是非正义的伪目的。人如何幸福？答曰，快乐和被认可。影片中基丁老师的教育结果不排除有获得内心幸福的可能，但略做一分析：适应社会乐在其中，与对抗社会坚持自我将比，哪一个幸福的风险大？哪一个成本小？其实教师该怎么做是很清楚的，即把人们普遍接受的做人原则传授给学生，而不是标新立异地用对自己生活的感受和经验来引导学生，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生活道路是不同的。基丁的确值得尊敬，但他在经过这一次挫折后，以后决不会重蹈覆辙的。
如果能好好观察的话，其实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活在现实中并且快乐地保有自己的品格和追求，真正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人，只不过因为他们不够悲情，因此不引人注目，造成了一种“坚守自我的人必定是社会的牺牲品”的假象，这是一种误读。
说句不客气话，《死亡诗社》这部电影充当的其实就是片中基丁老师的角色——教唆，要通过感染来将观众们带向尼尔的境地。当然影片还是取决于观众的解读，那些对着影片流泪的观众们，我真觉得没什么必要。
用零散的空闲时间拖了很久才读完了万科集团老总王石的自传《道路与梦想》。一开始想看这本书其实是因为王石作为中国当代最成功企业家并拥有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壮举比较吸引我。读完全书，对万科健康阳光的企业文化印象极深。作为创始人，王石是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并且难能可贵地坚持理想最终造就这种企业文化，正像后记中提到的“以一种理想主义式的、诚实而坚持的态度对诸多看似简单的商业规则加以实践，并经受住了考验。”
感触更大的是王石极其丰盛的人生经历，简直太TMD牛了，牛人就是牛人。事业成功、家庭成功、个人爱好的实现、充盈的社会满足感……这部人生的画卷简直让人叹为观止。秦朔在《序》中的评价很贴切：“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真心向往的方式去生活、工作和创造时，他的人格才会走向完整，他的人生画卷才会精彩”
不足之处是，书的中间很大一部分条理不很清晰，有一些关于万科企业文化和改制过程的内容车轱辘话来回说，想来本书不是一气呵成，而是由一些已有的材料编辑整合成书的，结构还没理顺。前言的介绍也是这么说的。
摘录书中我印象很深的几个段落。讲的大多都是经营企业的经验，然而我是个毛头小子，我并不拥有一家企业，因此我更愿意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些内容。有趣的是，一个人其实就像一家企业：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个人的特立独行同部队强调的组织性纪律性并不相容。戈壁风沙弥漫，冬寒夏暑，磨炼意志的边塞生活中，我为了调剂漫漫黄沙的单调，便就着大姐寄来的高中课本，熄灯号后蒙在被窝里自学数理化。”
“调研结果告诉我们，万科的目标消费者应是这样的人群：他们追求身心的平衡，生活在快速的社会里，每天工作繁忙，可是在下班之后，他们还是会找消遣，把自己放松出来，喜欢按照自己的理想来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利用有限的财富去满足自己的要求，懂得用不同的方式去平衡自己的身心。他们努力工作，相信努力会带来成果，同时享受成果带来的好处，他们做任何事从不放弃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决定满怀信心，并努力向着自己的理想前进。在充满压力与竞争的世界里，他们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在那里能完全放松，享受情感与精神的交流。”
“最后，我们7个队员中有4个登顶了，全队中只有我一点伤都没有，完好无损地返回。是因为我有绝妙的登山技巧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我的生活阅历。登顶全过程中，我的心态坦然，并努力保持了自己的体力。
举个简单例子，在海拔将近8 000米营地宿营时，夕阳血红，非常漂亮。同伴们都出去看，说：‘风景这么好，王总快出来。’
我没吭气。
过了20分钟，他们又说：‘你再不出来会后悔的，这是我们登了这么多山所看到的最美的风景。’
我说：‘老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是在保持体力。我知道我的目标只是登顶珠峰，任何与登顶无关的消耗体力的事都一概不做。整个登顶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这个态度。”“房地不分离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核心特征之一”
“企业与其被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还不如将社会责任纳入主动关心的范围之列。企业若能主动适应要求，和各方面保持良好的‘邻里’关系，便可不必担心与此相关的来自利益相关者、公众舆论和政府的检查与惩处。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限制条件，使决策和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作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带来更大的自由。”
“一切封闭的组织，其初衷都是为了逃避外界的监督。然而其最终结果，都是因为内部监控成本无限高而崩溃。一个没有秘密的企业，就是一个制度成本最低的企业。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遵守规则的人是轻松的。规范做事，睡得着觉。”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暴利。”
“制度有什么作用？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比如说张五常先生、周其仁先生。制度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让人和人之间可以用一种稳定的方式来相处。大家都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应该努力去做，它就减少了冲突、内耗，减少了很多发号施令的必要性。”
“站在整个人生的角度，管理企业与登山不无关系，同样需要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精神。而登山，更如人生一样，虽时常不能预知结果，但只要坚持，终会成功。登山是人生的浓缩，之前，因为成功而有机会登山，而我仍需要继续攀登一座峰，就是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峰……”
谢谢秋客的借阅，是本好书。提供一个附录地址，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万科企业宗旨、愿景与核心价值观
今天看了《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大屏幕看的。首先我非常惊讶这种题材、风格的电影能在当今的这么多大学生中获得流行——而且刚才看到斜对门宿舍的魔兽/综艺/色情小电影狂人兄弟也在看《东京审判》，哦，实在感到一些意外。第二，感觉片子比较粗糙——超级生硬地背台词，两条故事主线（法庭和曾志伟）转换很乱，除了梅汝璈之外其他人物形象一点也不丰满，还有不停地用画外音旁白叙述显得表现手法很苍白——尤其是最后这两点，算是好电影的大忌吧。还有，如果适当表现一下不审判天皇的文化原因，从美国人《菊与刀》的思想里提炼一些合适的台词表现下的话，还原会更丰富些。好的地方么，感觉对战犯的心态拿捏还是比较准。嗯，差不多是这些吧，可以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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