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庸俗

㈢北京：王者之轴

现在，该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北京的轴线了。今天所讲的“横轴”长安街完全是现代的概念，在当时只是西单到东单两个牌楼之间四公里长的御路。北京只有一条名副其实的中轴线，我们都已经很熟悉。

这是一条与罗马、巴黎、华盛顿完全不同的一条轴线。它不是、也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城市主干道，没有为人提供的连续流通空间。当我们眺望这条轴线时，会发现它是由一座一座的建筑排列而成的。建筑阻碍着人沿轴线的运动，这些建筑占据着轴线，轴线也因这些建筑而存在。当古代的人们处在这条轴线上时，轴线对它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他向北面的皇权致敬。

（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地理》）

中国建筑的轴线是围绕尊者代表物设置的，尊者代表物——不论是宫殿、陵寝还是碑楼、享殿——不但是轴线存在的唯一原因，而且是轴线中断的结点。当人沿轴线的空间运行到御座所在的太和殿、或陵寝神道上的大碑楼时被中断，人必须不断地离开轴线绕过这一代表物才能继续沿轴线的运动。这些代表物占据了轴线，使其他来到轴线的人均处于客位的角色。即便轴线营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其结果仍然完全是烘托尊者的地位，而不是为在这里活动的人所考虑——事实上，他很可能在需要绕过建筑之前便被制止了前行。

从轴线方向上来看，西方建筑群轴线的朝向比较灵活多变，常顺应河流或地势走向，比如罗马的西北-东南、巴黎与华盛顿的东-西；而中国多数建筑群轴线始终指向北，同样是由于北方所代表的“尊位”是这条轴线存在的全部意义（即便北京那两度多的偏移，也是为了指向一个尊位）。

北京的中轴线终止于这美丽而宁静的钟鼓楼。梁思成在1951年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那篇雄文当中叹道：“……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

钟鼓楼的角色，实际上与太和殿前的日晷、嘉量有相似之处，因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授时功能，而体现了统治者的特权。因此它们有足够理由坐落在中轴线上，就像很多中小型城市鼓楼位于十字大街交叉口的现象。

梁先生的赞叹固然引起我们很多对旧京景物的思古幽情。然而若剥离感情的因素，以本文论及的现象观之，中轴线在钟楼戛然而止，是由于不再有政权的代表物需要占据轴线。没有人被允许从背后拜见皇帝，因此北城墙没有了礼制上开设中门的需要，只需从军事安全角度开设了东西两门。没有尊者代表物占据的中轴线，在钟楼之后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便无需延伸，隐没在墙根街巷中即可。如果说“中国”的“中”字就是早期聚落中心的符号模型，那么后世集权的一再强化和北方崇拜的形成，终于消除了它上面没有必要的出头。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中轴线的北延和南延，实际是向西方轴线概念的靠拢。

北京的中轴线，是紫禁城轴线的延伸。只有在出了内城的前门大街、天桥一代，才沾染上了普通的生活气息，提供给城市中的市民活动。我们不得不说，北京只有前门到永定门这一段，可算与卢浮宫前的香榭丽舍大街相对应；而事实上，这一段原本并不是北京城规划的一部分，它的出身是一条城外大街，也是众所周知的。自打进了前门，这条线就像卢浮宫大楼和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本身建筑的对称轴，脱离了公共空间，而专属于建筑的主人。只因为东方建筑是在平面族群上展开，而不以单体的宏大取胜，才有了这条比西方长得多的轴。长长的轴线，仿佛漫长的皇权时代。

2004年，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在消失了近50年之后，重新出现在它原先的位置。在观察这座归来的城楼时，我发现它面对着一座断桥——为重建永定门变更交通而截断的立交桥。断桥断得突兀悲壮，断得戛然而止，无言地亘在北京城的正门面前，使得它的门洞无法穿越，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断点。那仿佛刀切一般生硬的横断面带着一股忧伤定格在护城河的河水中。
（照片拍摄于2006年2月16日，此断桥已在后续工程中被拆除）

这桥断得好。它极其精确地表明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交通主干道的一段，是如何由于恢复了中轴线上原有的建筑而被截断。这个断桥是北京中轴线性质的一个绝佳注脚。记得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永定门建得好，不在于它恢复了中轴线，而在于它记载了北京的断点。”

写在最后：

城市是一大半历史上演的舞台。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热情洋溢地赞颂过东方的元大都。他一定感叹过元大都宫城中轴线的威严雄壮。他不知道，这条轴在下一个朝代被无以复加地强化成了整个城市的中轴，这与他所见过的其他城市是多么不同。

轴线，一座城市的生命线，一位无言的文化诉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