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1月24日）：
西安市：西安城墙（国1，明）；西安钟楼、鼓楼（国4，明）；西安清真寺（国3，明至清）；大学习巷清真寺（省保，明、清）；西安城隍庙（国5，明、清）；大雁塔（国1，唐）；秦二世胡亥墓（省保，秦）；曲江池遗址
D2（1月25日）：
西安市：秦始皇陵（国1，秦）；兵马俑；明秦王府城墙遗址（省保，明）；关中书院（省保，明、清）；宝庆寺塔（省保，明）
D3（1月26日）：
西安市：陕西历史博物馆；小雁塔（国1，唐）；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明德门（国4，隋、唐）；天坛遗址（省保，唐）
D4（1月27日）：
咸阳市：西汉帝陵·阳陵（国5，西汉）
西安市：丰镐遗址（国1，周）；阿房宫遗址（国1，秦）
D5（1月28日）：
乾县：乾陵（包括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国1，唐）
礼泉县：昭陵（国1，唐）
D6（1月29日）：
西安市：西安碑林（国1，汉至近代）；兴庆宫遗址（省保，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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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节来了，但是春节已经越来越意味着劳累而不是喜悦。当春节在生活品质上和平常日子的区别消除之后，便只剩下人际往来的劳神、大吃大喝的伤身、咸淡无味的热闹。数以亿计的人们，在废话中积累友谊，也真够壮观的了。年轻一代已经向往进入“我世代”，但仍旧要接受集体精神的节日，这种矛盾难免使人想要逃离。
牛年是我的本命年，在除夕当天的上午，我终于到火车站买了三张火车票，和父母一起，收拾了行李，去往清静地带。除夕夜，在家里的窗前，看地平线上此起彼伏的烟花，想到第二天的旅途，这个春节竟然罕见地有了一丝去除油腻之后的清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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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时，晨曦中的北京西站 |
据说今年春运一票难求。我们没有尝过春运的滋味，却享受了大年初一这个交通最顺畅的日子。提前一天买票，座位才刚刚售到第三车厢；而清晨坐上火车之后，发现旅客寥寥，以至于我和父母分别找了一个空着的三排座，躺下补了一觉，不知不觉就到了河北地界。火车在大地上穿行，无数的人们正在借着除夕夜里胡吃海侃的酒劲沉沉地睡着。
我们的目的地是正定，从前叫做真定府，历朝繁盛，如今却是石家庄所属的一个小县城。拜托了它的行政地位下降，商业不发达，才留存了历史的原貌，这正适合我们此时的需要。在车上一觉醒来，已经快到站了。在这种小地方，春节期间连公交车也不开，父母不住地感叹小城市的“不规范”，如果在北京过节不开公交车会如何……而为了访古走过些乡村县城的我却见怪不怪了，其实有公交站牌的地方就已经是够“规范”的了 。
打车到了隆兴寺，这个建筑史上的巨擘，赫然就在眼前了。我曾经在五楼那个老旧的自习室里练习画它的平面图、摩尼殿的梁架剖面。进山门过了大觉六师殿遗址，便是宋构的杰作——摩尼殿。这就像见网友一样，之前在网上联系很久了，很熟识了，却是头一次见面，既熟悉又陌生。这摩尼殿也是如此，我在书上读过、在图上看过、在纸上画过，就在出发前两天还翻了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梁先生的《正定调查纪略》，现在到了它的跟前，各处细节都很明白，剩下的就是用眼去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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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殿外檐转角铺作 |
摩尼殿的斗栱就如辽构一般硕大， 从去年五月去应县木塔之后，我已经快一年没看见这么雄壮的斗栱了，这时十分兴奋，眼神游走在上面不忍离开。倒座水月观音也是那样的妩媚，难怪鲁迅先生一直在书案上摆着这座观音的照片。隆兴寺里的大隋朝“龙藏寺碑”的确是一块宝物，虽然我不会写书法，却仍能体会笔划之中蕴藏的虬劲力量。就像西安的机场在咸阳一样，石家庄的机场在正定，所以在隆兴寺院里，时常抬头就可以看到飞机拉出的一道白烟，傍着古建筑的屋檐，划下一道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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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座水月观音 |
从隆兴寺出来，我们就拉开了此行登塔的序幕。站在南城门上眺望，正定城里的四座塔历历在目。在中国古代城市营建中，用塔作为街道对景的手法很常用，是颇具东方色彩的城市点缀，在正定还能原汁原味保留下塔和街道、城池的关系，着实可贵。打着手电登上凌霄塔顶，可以看到隆兴寺东面有一布满植物的大土丘，平地而起，顶部平坦，当时真以为是汉墓封土，但回来听鸡冠壶兄讲，才知道是被埋起来的东门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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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三塔的空间关系 |
从凌霄塔下来，我们投宿在县城中心的金河旅馆，很大的三人间，也很干净。在这样的小县城，人口流动不大，基本都是本地居民，因此在大年初一，家家餐馆关门歇业，我们一路走来竟没碰到一家营业的餐馆。幸亏出发前过河提醒我带足了好几顿饭的食物，我们在宾馆就着面包吃了一只鸡， 又美美地躺了一会儿，方才出门继续下午的参观。华塔果然是秀美，到了近前我方才知道看起来疙疙瘩瘩的塔身原来是雕刻了各种动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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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济寺澄灵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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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门附近的夯土城墙 |
一千多年前的五代时，隶属后晋的正定被称为“镇州”，在此处任成德军节度使的安重荣是个既有血性又有野心的军阀，看不惯后晋君主石敬塘向契丹皇帝自称“儿皇帝”的卑躬屈膝，在此地拥兵自重，准备称帝。于是在正定，出现了一块无与伦比的巨大石碑，不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块石碑可相媲美的。安重荣对契丹的蔑视和对霸业的梦想，镌刻在上面，碗口大的汉字，似乎顶天立地地说明着他的踌躇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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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口大的字迹 |
可惜英雄气短，安重荣在乱世中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理所当然地导致了“谋反被诛”的结局。随着梦想的破灭，铭刻梦想的巨碑也被砸碎深埋，从历史上消失。凿此碑为彰显权势，碎此碑为势败山倒。神奇的是，风云变幻一千多年后，在地下沉睡的石碑竟然在公元2000年的一次施工中重见天日。今天，一人多高的龟趺和碑额就立在开元寺下沉的院内，一千多年泥土的保护，使得上面的字仿佛新刻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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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巨大的龟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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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碑额即有一人多高 |
“开元寺”这个名称，使人不禁回想那个壮阔辉煌的唐代，从现代的街道顺台阶走下三四米，我们才站到唐代的地面上。就如后来在常山影剧院旁见到的“风动碑”一样，那头龟趺陷在地面以下，脖子已经看不见了，非常清楚地标明了唐代地面的高度。海内硕果仅存的“四座半”唐代原构建筑中的半座，也在这里。下午五点钟的阳光是暖暖的金黄色，打在巨碑的龟趺身上、打在唐构钟楼的红色梁柱上、打在须弥塔的风铃上，仿佛遥远的大唐正款款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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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寺须弥塔与巨碑残块 |
初次与征马同行，我原本打算完全跟随他的安排，因此只在出发前两天从他那里要过此行的目的地列表，在ABBS上草草浏览过前人的旅行手记，简单敛了些旅行物品便上路了。但在赴山西的火车上收到征马的短信，他竟然没能赶上火车，只好第二天再到山西与我会合，也就是说，头一天的行程，就只有我一个人。
从北京到山西，火车翻越太行山脉，不断地在一个个穿山隧道中钻进钻出。车进山西，窗外渐渐现出黄褐色的旷野，地表被远古的河流切割得千沟万壑。一路上翻了几页李泽厚先生的书，路过灵丘时我不住地探头想找到地图上离火车线很近的赵武灵王墓，但未果。夜里11点半才到忻州，就近找了一间旅店，迫不及待地住下。
因为担心第一天的日程较紧、来不及看完计划中所有的建筑，我凌晨就坐上从忻州到五台县的汽车，先去看最大牌的明星佛光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路程比我想象得远甚，而且尽管事先有心理准备，但山西糟糕的路况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让我一路郁闷。从五台县城转车到了豆村，已经9点半多了，搭当地好心人的车到了佛光寺的路口，我开始徒步去山坡上的佛光寺。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应该也是沿着这同一条路找到佛光寺的。步行之中，左侧坡上的三座唐代石塔显现，我不免想到梁先生被广为传诵的这段发现佛光寺的描述：“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山西是一个很难与浪漫相联系的地方，但佛光寺所在之地，青山环抱、深居幽处，却是一番别样之境。佛光寺在山坡上颇为隐蔽，而且建筑群被茂密的一撮树木盖得严严实实，我都快走到山门才确信寺的位置，这地方真的太不好找，但也正因此才能让唐构留存至今。行至山门，我无暇顾及后世的诸多营建，匆匆跨入进去，在那两层高台上，树木掩映中正是这一座唐大中十一年的原构、梁思成所谓“不但是我们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的惟一唐代木构殿宇，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当时，梁还不知道南禅寺的存在。
自然先看过了左手边的配角——金代文殊殿。内部空间比之前想象的高敞得多，而对于金代的梁架，我始终觉得理解起来相当头疼。之后登上寺后高台，进入东大殿深远出檐的荫蔽下。佛光寺，这颗中国建筑史上的掌上明珠，在喧闹的五一假期仍然只有我一个参观者——它既非旅游目的地，也没有寺庙所具有的宗教气息，而仿佛完完全全只作为一个学术模型而存在。“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在道器相离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建筑，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其本身做法的艺术观赏价值从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然而佛光寺，是一个幸运儿。如此偏僻的地理位置，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条能从中心城市甚至小县城通达此地的公交路线，安静无扰地将唐构一直静静地定格了1100多年，又由梁、林之手载入著作，成为纯一的学术圣地。浩浩历史风烟中，佛光寺仿佛历经南京大屠杀的历次机枪扫射而仍能在硝烟散尽后爬出人骨堆的超级幸存者。
围绕着大殿内外细细地转了几圈，注意到斗拱、檐槫的多处朽坏。其实它各处的各种平面、立面、剖面都已在书上看得很熟，但想到眼前就是活生生的大唐，便想多去嗅一嗅那些千年木头的气味。随处可见的猥琐的明清建筑有什么可看的呢？他们已经将大唐的气度遗忘得太久，只有站在大唐的雄大斗拱之下，仰望那些如壮汉臂膀般擎起硕大出檐的昂头，才会知道，一个不计生涯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社会所能输出的蓬勃创造力是这样地由于无法模仿而尤其宝贵。
站在室内，负责看守东大殿的小伙子叫我留意听大殿天花板上噏噏嗦嗦的声响。他告诉我，那就是顶棚里无数蝙蝠活动的声音。我马上想到梁先生在梁架上描述的情景 ——“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的蝙蝠）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是一千年，一千年。
又逗留了一会儿，我出寺搭车回豆村，转车到五台县城，去了城西的广济寺大雄宝殿——五台山地区唯一的元构。躲过暴戾狂吠的恶狗，请管理员为我打开殿门。殿内幽暗昏惑，我凭借手电观察了元代雕塑、壁画。元代的梁架倍儿酷，什么法儿都敢用，胡乱地减柱、移柱，致使后代不得不另加支柱。走出殿门，我注意到过河兄曾经提过的转角柱头上的泥塑小人，那造型滑稽活泼，看得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看过这么多古建筑装饰，这广济寺柱头上的四个可爱的泥塑小人最使我喜爱，古人用它们来表露出诙谐童趣，我想我会一直记住它们的。
从五台县城搭车到东冶镇，又在镇上就近打了一辆车，向北开到了阳白沟小银河北岸。停车之处，我一眼就望见了围墙遮挡不住的那个像小鸟一样蹲在屋顶上的鸱尾，这便是此行所见的第二座唐构——南禅寺，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照例是只有我一个参观者，看管的大爷专门为我打开院门。终于见到这个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南禅寺是我最喜爱的两座中国单层木构造型之一（另一个是蓟县独乐寺山门），屋顶坡度最为和缓，斗拱组织异常简洁，正立面的板门、直棂窗疏朗大方、室内彻上明造。屋顶、屋身、开间之间整体比例非常协调，与众多后世“陡如山”的形象相比，颇显开怀相见、真实坦诚之风。也正因为此，它虽然只是三开间的小殿，却有大家风范，顽强地挺过了唐武宗灭法的劫难，承担了1200多年的岁月，玉树临风地远远站在中国建筑时间轴的最前端。
我围绕着南禅殿流连了很久。之前看过它的修缮报告，知道20世纪70年代落架大修时为恢复唐代风貌做过不少修正，例如根据同期遗存资料推测了鸱尾的形象、以发掘出的台明为基准延长了出檐、撤去叉手下的蜀柱、改圆洞窗为直棂窗、拆除遮挡正殿前脸的明代配殿等等。这些做法虽然还存在争论，但我认为其恢复的依据还是充足可取的。夕阳之下，殿上暖橘色的木料，竟让我忍不住想咬一口。
看过两座唐构，我感到今日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因此在东冶搭车穿过滹沱河，很随意地看了下定襄北关的金代关王庙。也还是我自己找来管理员打开门，管理员很客气，室内也让我随便拍照。此殿梁架比较独特，但对于金代来讲，不算稀奇了。
到忻州转车去国家级贫困县——代县。令人抓狂的尘土和破路，使我对清洁的渴望，远远大于对饮食和睡眠的需求。当夜与火车抵达代县的征马会合。
最近看到大舅更新了一篇blog《白城子（下）》，是他年初赴位于张家口的元中都都城遗址考察的记录。大舅在文中对考古队对元中都宫城大殿规模的描述提出了质疑，转引如下：
“元中都南门正北三四百米处，有一片高出周边三四米的土台地，这就是宫城的中心大殿。据说，尚未发掘时，这里已形成了一座小山丘。经过发掘，殿址呈工字形，其性质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工字形两侧为大臣所走的道路，中间则为御道。当年联合考古队宣称，这个大殿比故宫太和殿要大几倍。而我在现场却没有看出那样的规模，甚至感觉该大殿还要小于太和殿。
我们知道，唐代的大明宫和明代的太和殿，两者规模相当，无论从规模上、技术上和艺术造诣上，均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是我国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的宫殿，这已得到考古论证，为大家所接受。如果说中都大殿规模要大出前者若干倍，确实感觉惊世骇俗。
我仔细阅读了中都的有关资料后得知，其所宣称的规模，是将大殿两旁的附属设施都相加进去了。如果这样计算，那么太和殿南北的广场、东西大量的房屋，是否都属于附属设施？我认为这种计算并不科学，伸缩性很大。”
亲自现场观察的结论和实地照片令人信服。正巧我今年看过一些有关资料，说一些我的看法。
一、由面积比较引发的对应关系混乱
在人们的思维习惯当中，作为大明宫中心建筑的含元殿，与作为紫禁城中心建筑的太和殿，二者似乎应当是对等可比的。
在唐大明宫含元殿与明太和殿的比较上，有如下数据：台基高：含元殿是15.6米，太和殿是8米（分三台）。面宽：含元殿是65米，太和殿是62米。开间：含元殿与太和殿一样，都是11间。进深：含元殿与太和殿一样，都是38米。面积：含元殿是2470平方米，太和殿是2356平方米。由此看来，两建筑在单体体量上差距并不大。
但应注意，含元殿基址平面呈“凹”字形，不同于太和殿的矩形基座，并且比太和殿的基座广大得多。这是因为，二者的建筑形式是不同的，太和殿是一个纯单体建筑，占据整个基座，其周边附属建筑是为了围合成太和殿广场的院落而建；而含元殿类似于一复式建筑，除中心大殿外，两翼建有翔鸾、栖凤两阁，它们与中心大殿的关系不同于太和殿与左右崇楼的那种院落关系，而是俱为一体、血肉相连、基座共用，其实整体相当于一座建筑，这可以从这张复原图上看得很清楚：
图中左右两阁的内侧（注意是内侧）间距考古实测为150米，比太和殿汉白玉三台的下方最宽处130米还宽。因此，含元殿的结构与太和殿是两个概念，它更像午门那种楼阙一体的形式。含元殿的规模比太和殿大得多，我想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并不是指那个单体的大殿。
由此来看大舅文中提到的元中都大殿规模的质疑，我想从元中都大殿遗址呈工字形来推断，它应当不是太和殿那种单体大殿，否则平面应呈矩形。很可能，它与周边附属建筑的关系是含元殿型的，俱为一体，无法拆分，因此才有了联合考古队的说法。
更进一步说，故宫三大殿所共用的汉白玉三台平面是呈工字形的，李燮平先生《从明代的几次重建看三大殿的变化》文中提到《春明梦余录》说，三大殿原是“中极渗金圆顶，如穿堂之制”，也就是说明初的故宫三大殿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彼此独立，而是中和殿（即中极殿）在建筑上与前后奉天、谨身二殿有比现在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明代早期三大殿遇火灾经常被一并烧毁的原因。这是否也可作为推断元中都大殿结构的一个佐证呢。
综上所述，含元殿与太和殿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而如果将明清三大殿统一起来对应于含元殿的话，三大殿的前后联系和前者的整体性却也不是一回事……好象是越说越乱了。为了搞清这个建筑地位彼此对应的问题，我通过查资料有了些新的认识。
二、大明宫与紫禁城的对应关系分析
我现在找到的一些资料认为，明清外朝三大殿的格局是由唐大明宫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格局演化而来，例如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教材第296页讲到：“太和、中和、保和三殿附会‘三朝’的制度”。我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我查阅了根据史料推断出的含元殿在当时的使用状况，发现，其实含元殿之功用并不像很多资料中说的，与太和殿相同；而是就像它的形体与午门相似一样，相当于午门，含元殿广场就是午门前广场（再加上天安门前广场），为举行大典和仪式之所，它在大明宫中的地理位置也说明这一点。对此《华夏意匠》中指出：“‘含元殿’就是大明宫的‘门’，一如清宫的午门，由于地形的关系大胆地改变为‘殿’……在建筑造型上所产生的效果是‘台门’所不及的”，可印证这一看法。大明宫的整体形势如下图：
而和明清太和殿或者说三大殿真正相对应的是含元殿后的宣政殿，从其周边建有行政机关可以说明。而它之后的紫宸殿（已经属于内寝，但同时也负担日常政务功能）又相当于正寝也就是乾清宫的地位。明清宫城比大明宫使用了更多重的门、更长的序列，于是，唐代的含元、宣政和紫宸三殿到明清被演化为天安门端门午门、前三大殿、后三大殿，三者分别被分割成三座单体建筑的格局，构筑皇家形象的建筑符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是从立体上铺展到平面上了，含元殿用于制造神圣气氛的恢弘形体，被内城正门到宫城正门间的T字形广场加上三重宫门这一序列形式代替，而这又源于北宋汴梁的创造。至于为何如此我还没有思考清楚，这也许与12世纪之后由于单体大规模木构遇火损失惨重而使中国人向立体方向发展建筑的兴趣大大减低是同一过程？存疑。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是直接开在长安城北城墙上的，它相当于北京的什么呢？大明门/大清门。至于大明宫中的太液池、龙首池等苑囿，按照这个思路下去，可以理解为明清搬到了皇城以西的三海处以及北京西郊的园林。下图为明清宫城图，可作一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对紫禁城的使用完全符合这个模式，即午门的典礼、皇极殿（即太和殿）的朝会、乾清宫的寝居。而清代将朝会地点后退至乾清宫，而后又进一步退缩至养心殿，使得太和殿只成了举行典礼的礼制性宫殿，则可视作是清代出于便利而对这一传统模式的偏离，这就好像读书应该坐在书桌前，可是有人睡醒了就直接拿本书躺在床上看。
另外补充一下，已知最大规模建筑成整体性的宫殿并非大明宫含元殿，而是大明宫西部高地上的麟德殿，为非正式接见及宴会之所。含元殿整体为2000多平米，而麟德殿整体为5000多平米。张锦秋大师指出：这样大的面积，目前再未见过。麟德殿是三重大殿+两楼+两亭的复式结构，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孤例（潘谷西《中国建筑史》36页：“隋炀帝在东都建乾阳殿，面阔13间，进深29架，自地面至鸱尾高170尺，可与此殿相匹敌”）。作为“大明宫”概念对应的应当是“紫禁城”，是宫殿建筑群。可以理解为唐代的京师有三个宫城：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而明清的京师只有一个宫城：紫禁城（不计清代园囿）。至于麟德殿，在后世就并没有与之地位对等的建筑了。
三、各朝代宫城之间的脉络体系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提炼出一个比较概括性的宫廷建筑模式，那就是：凹字形平面的门式宫阙+后面两重宫殿，担负宫廷的大朝、常朝和日朝，分别对应周礼的天子三朝。
我们试着用这个三重模式去套自隋代以降的一些典型宫城，可分别得到如下结果：隋大兴宫/唐太极宫的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隋东都紫微宫的则天门、乾阳殿、大业殿；唐大明宫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北宋东京的宣德门、大庆殿、紫宸殿（刘敦桢中建史教材认为东京三朝为大庆殿、紫宸殿、文德垂拱殿，我认为值得商榷）；元大都的崇天门、大明殿、延春阁；明清紫禁城的前三门、前三殿、后三殿。可以看到，在这个体系中要求体量最大的建筑并不是宫中活动的中心大殿，而是作为最前方大门意义存在的楼阙，这也就是紫禁城的午门比太和殿还要高大的原因。
然而试图将这一模式应用于隋代之前的宫城建筑时却发生了困难，我发现之前的东周都城、秦咸阳、三国邺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洛阳，包括汉长安城的未央宫，它们似乎都无法找出一个巨大的大朝宫阙，而是由宫中的中心宫殿（如阿房宫前殿、洛阳和健康的太极殿、未央宫前殿等）负担了最核心的礼制功能。于是再次回到资料中（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86页：“到东魏，又附会‘三朝’制的思想，在东西横列三殿以外，又有以正殿为主的纵列两组宫殿。这种纵列方式为后来隋、唐、宋、明、清等代所沿用，并发展为纵列的三朝制度”）。可见，中国宫殿的布局的确在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点就是周代以来在中心宫殿举行的大朝典礼活动改在宫城正门举行——由此可见，由于这种功能上的转移，才带来了宫城正门体量的放大，最终达到含元殿的巅峰形式，并且一直持续影响到明清。这一体系继承的是在中轴线上排列主要建筑的“周制”，而非两组并列而立的秦汉制。
至此，宫城布局的脉络关系大体能够理清了。
最后的一个体会是，上述变化还是属于局部调整；而早在商周时就已经形成的“前朝后寝+园囿”的基本布局，历经三千年，从未有过任何变化。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建筑史》，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从明代的几次重建看三大殿的变化》，李燮平，《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 1995年10月
《华夏意匠》，李允鉌，天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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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日本最有神韵的古都。从东京到奈良，须得乘新干线到京都，再搭汽车过去。一进奈良，就是一派阡陌田园的风光。这里没有许多日本大城市那种参差林立的桥光楼影，一切都是恬淡自然。清新的田野散着清新的香气，伴着平坦的路往前延伸，路面上却没有一点泥土。远处，视野的尽头，偶尔会幽幽地飘出几个楼阁殿宇，古色古香，有中国唐代建筑的风格。我想，这个地方很 “中国”。亲切，惊喜，一齐涌上心头。而你再定睛去看，那楼阁却又若有若无了。车飞驰着，两旁有的是变幻多姿的田园风光，有的是给你惊喜的古韵掠影，看久了也不会累。多好啊，养眼。然而奈良若只是恬淡，却会辜负了千年古都的积淀。往这座城市的深处去，古色古香的风韵似乎飘动在道间的空气中，酝酿在两旁建筑散发的气味中向你扑面而来。到了古城里，你才见到了这座古都最让人心动的一面——恢弘。奈良的精华，灵气，全集中在这几座唐风寺院里了。
奈良是岛国日本千年以前的平城京，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盛极一时。时光荏苒，今日日本的亮点已被东京大阪所尽占，留给这方水土的，只是千年一叹的厚重。而正是这份沧桑的厚重，使奈良成为日本当年的剪影，东瀛的活化石。
海水千百年地荡涤着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一千三百年前，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和尚，历经十二年、五次挫折、辗转数千里后，弓着腰喘着气踏上了这片与他故乡远隔重洋的土地。回忆着身后波涛汹涌的海洋，抚摸着奈良乌木朱漆的雕栏，他也许明白，自己今生就将托付在这方水土之间，一腔热血就要播洒在这里的佛门净地。然而他却不会想到，“唐风洋溢奈良城”的美谈，随同他的名字一起，已重重地镌刻在历史的画卷上，历经千年仍然熠熠生辉。
他，就是鉴真。
如今，鉴真大师早已仙逝，而站在东大寺的院中，你尽可以想象大师当年的神采与气度。在鉴真修建唐招提寺前，他一直在东大寺讲经布道。东大寺也许便因此沾染上了大师的佛光法气？也难怪东大寺有如此的气质和威严：过了山门，正面就是大殿，尽管1692年重建后规模只有原来的2/3，却仍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木构建筑。双重檐的庑殿顶式飞檐，坚实却不沉重，飞跃却不轻浮，振起了全殿的恢弘之气。而点睛之笔要算是下层屋檐正中的“唐破风”，高出正门有六七米，横架在双重檐之间，两头平，中间微呈向上的弧形。精巧的造型顿显活泼，又射出金灿灿的雍容光华，装点着整个以黑白为主色调的大殿。全殿的精气神全破风提起来了。再加上门前香炉中薰香缭绕，使人真觉得这是一座幻境中沐浴佛光宝气的圣殿。
待进了大殿，其内部愈发的轩峻豁达。或许这大殿早已超脱而非凡物了？建筑上古老的木料发散出的幽幽木香，裹着像来自天籁的笃笃木鱼声，便是这座大殿的深邃思想；大佛在薰香缭绕的模糊中神秘的韬光养晦，则又是她的超凡气质。在殿的一侧，一根巨大柱子的下端有一个底面贴地的小洞。自古以来就有传说：谁能从东大寺大殿立柱下的洞钻过去，谁就会聪明绝顶，才华盖世。无奈我辈早已长成高大之身，只有望“洞”兴叹的份，可惜，可惜！倒是有一队刚刚咿呀学语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从洞中钻过。也许他们就是日本的明日之星？
大殿雄伟，而她周围的景色却相当的妩媚，也难怪日本天皇曾将这里作为他的行宫。穿出大殿周围的回廊，便是一片秀美。谁说这里风景如画？画都没有这里的景美。一条静静的小河从外面流进寺来感受灵气，在寺的东南方形成一个小湖。风度儒雅而被日本人认为是佛的化身的梅花鹿，三三两两地在湖边嬉戏。
湖水清得让你想捧起它，喝下那上面映着的蓝天白云。湖边是个缓坡，延伸到不远处的小山。缓坡秀得让你想在山坡翠草碧青的草甸上忘我翻滚。而湖与山之间有着各种树木，不重样，棕红碧绿，掩掩映映地倒映在水面上。右边一个小瀑布，悄然钻出石缝，轻轻地拨弄出闪光的涟漪，带着金色的鲤鱼穿过小木桥，一波一波一直荡漾到你的脚边。不消人为琢饰，这便是一个天然的园林。美得让你拍完相机里的胶卷也带不走的美景，透过取景框一直醉到你的心里。这份旖旎，许是当年鉴真大师禅坐时的妙手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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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在从奈良到京阪奈特区的大巴上，我同上海甘泉中学的老师聊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奈良，在这次东瀛之行中给了我最深的印象。这座古城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仿佛仍然鲜活地定格在日本天平时代的原生态。
公元710年元明女皇将国都从藤原京迁至奈良平城京，是日本历史从白凤时代进入天平时代的开始，这时恰值中国唐代的开元盛世。当时大规模遣唐使的派遣，使得日本有条件完全仿照大唐长安城的理念、形制建造起了这座精致的平城京。一千三百年的时光仿佛云烟一样飞快地飘散而去，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什么有整体唐朝特色的遗迹，能够见到的明清以前的古迹已实在是凤毛麟角。盛唐作为一个远去时代精神面貌的代表，只存在于中国人模糊的记忆和想象中。而在一海之隔的日本奈良，几乎整个城市都仍然是原汁原味的天平时代盛唐之影。
奈良的古迹，绝不是现代繁华都市中仅存的盆景，绝不是博物馆橱窗中所展览的珍奇；而是活生生地生存着的，就比如你亲眼看到景阳岗酒店门前仍然飘着一幅“三碗不过岗”的酒旗，一个叫武松的客官进门还是那句“店家，三大碗酒，二斤牛肉！”就比如陶渊明说他自己笔下的那些桃花源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很多人对绝大部分中国古迹最鲜明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旅游景点，他们好像天经地义地和导游手中挥舞的小旗和嘈杂拥挤的游客相憩共生。但是在奈良的感觉，却是我们坐了时光机去打扰古人的平静生活，这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古韵，在别处是想象和凭吊，在这里却似乎是日常生活。随便推开路旁一处老屋，也许会从中走出生活在一千年前的老人，见怪不怪地向现代的你招手微笑。走在它森森的古道，晃若穿行在记忆中的大唐气象，那些隔了朝代的气息，呼吸起来仍然是鲜活灵动，好像搀扶着身体康健、步履稳健的外婆走过她小时候欢笑嬉耍过的小桥流水人家。
如果说得不这么煽情，就该提到这样的对比：日本的姬路城、古京都、古奈良都是以整个城市的名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相较之下，中国没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能以整个城市的名义列入世界遗产（平遥和丽江属地级县城）。在世界最具典范色彩的城市规划之一、唯一有着完整中轴线、严格规范对称布局的古城 ——北京，一个外地人也许出了故宫就会搞不清这里看上去和上海、广州有什么分别。维持几栋古建筑的物理状态良好不难，难的是保留一个整体的风貌、气氛和情感脐带，这正是奈良给我最大的震撼。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呢？
当然，我们大可以义愤填膺地控诉那些狂热的年代，暗骂那个没头没脑的当事人，怀念站在城楼废墟上失声痛哭的梁思成。然而面对历史，激烈的感情会模糊掉很多人的双眼。关于日本人有怎样对待古迹的先进观念，中国人对古文化怎样缺乏保护的意识，讨论已经太多了，多得我再说就纯是废话了。我关心的是，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究竟日本的古迹凭借什么才得以保存。我想主要有两个深层原因。
首先，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中国两千多年来古迹的毁灭史，一定可以发现70%以上重要古迹的毁灭都发生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朝代更迭，江山易主，出于一种非常情绪化或者说是“文化正统化”的心理，前朝遗迹往往被平毁殆尽，从阿房宫到长安城，从建康城到元大都。包括20世纪发生的文化浩劫，也完全可以解释为对前朝遗迹的逆反心理造成的愚昧之举。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的天皇系统是未曾断代的皇族，跟据古老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公元前660年已经产生了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虽然这个记载具有神话色彩并不很可信，但可以肯定天皇系统由来已久，世代传承更替，天皇家族始终存在。翻开日本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也曾征战不息，政权也曾数度易手，但更替只发生在武士政权间，割据或者消灭都是幕府行为，而凌驾在幕府之上的天皇系统则始终不变。也就是说在名义上日本总是处在同一个朝代的内战中，至少在名义上。日本的历史阶段划分是用“某某时代”，例如“平安时代”、“江户时代”等，而不是像中国一样用“某某朝”，例如“汉朝”、“唐朝”。换句话说，日本历史是只换代而不改朝。这样的历史变迁以权力争夺为主而少有文化逆反。所以朝代更迭导致的意识形态对古迹有目的的毁灭在日本相当有限，破坏主要是战乱的客观结果，而这已经相当难得。此其一也。
第二，也许应归功于日本人的兴趣在平安时代后期从“唐风”向“国风”的转变。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日本在盛唐之后没有停止对中国文化的吸收，继续地从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效仿中国，抛开政治后果，单就文化和艺术上说，估计现在我在奈良看到的就不是唐朝的样子。日本保存良好的古城就可能像故宫、像苏州、或者像平遥，他们不可能不沾染上明清色彩，不可能不出现代表明清文化特征的元素。但是悉仿唐制的风气从白凤时代到平安时代，蔓延日本二百多年后，突然在平安后期来了个大转弯，他们不再向往同中国一致，开始悉心去发掘他们本土的民族文化。日本人有意识地同中国文化SayGoodbye，一直到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转向西化之路，他们主流上对中国大规模的吸收借鉴被定格在唐代，定格在他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日本在唐风洋溢的奈良城，确实客观上给中国的古风来了一次精彩的断代。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之河自唐代之后仍然奔流向前，在宋元明清的色流铺天盖地四溢流淌，趋于细致柔丽的风格淹没了雄浑的汉骨唐风之后，仍能从日本奈良找到一面映出大唐雄风之镜的原因了。
本想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一说我写的这“奈良古韵”到底是怎样一种大唐风貌，我眼中的唐朝究竟是一幅什么模样。但回国之后翻书，看见了当年梁思成总结唐代风格的一句话：“伟大之斗栱，深远之檐出，屋顶和缓之斜度，稳固庄严，含有无限力量，颇足以表示当时方兴未艾之朝气。”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却道尽了我此行对唐风建筑的全部观感。就以这位可敬学者的话，转送给这无比珍贵、唐风洋溢的奈良城吧！
2003.3.9夜初稿
2006.5定稿
北京东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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