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摘录 [ 六月 25th, 2010 ] Posted in » 杂记

胡适留学日记:
7月4日
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
利八世》……
7月13日
打牌。
7月14日
打牌。
7月15日
打牌。
7月16日
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打牌。
7月18日
打牌。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下)

(本文谢绝网络转载)

㈢北京:王者之轴

现在,该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北京的轴线了。今天所讲的“横轴”长安街完全是现代的概念,在当时只是西单到东单两个牌楼之间四公里长的御路。北京只有一条名副其实的中轴线,我们都已经很熟悉。

这是一条与罗马、巴黎、华盛顿完全不同的一条轴线。它不是、也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城市主干道,没有为人提供的连续流通空间。当我们眺望这条轴线时,会发现它是由一座一座的建筑排列而成的。建筑阻碍着人沿轴线的运动,这些建筑占据着轴线,轴线也因这些建筑而存在。当古代的人们处在这条轴线上时,轴线对它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他向北面的皇权致敬。

(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地理》)

中国建筑的轴线是围绕尊者代表物设置的,尊者代表物——不论是宫殿、陵寝还是碑楼、享殿——不但是轴线存在的唯一原因,而且是轴线中断的结点。当人沿轴线的空间运行到御座所在的太和殿、或陵寝神道上的大碑楼时被中断,人必须不断地离开轴线绕过这一代表物才能继续沿轴线的运动。这些代表物占据了轴线,使其他来到轴线的人均处于客位的角色。即便轴线营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其结果仍然完全是烘托尊者的地位,而不是为在这里活动的人所考虑——事实上,他很可能在需要绕过建筑之前便被制止了前行。

从轴线方向上来看,西方建筑群轴线的朝向比较灵活多变,常顺应河流或地势走向,比如罗马的西北-东南、巴黎与华盛顿的东-西;而中国多数建筑群轴线始终指向北,同样是由于北方所代表的“尊位”是这条轴线存在的全部意义(即便北京那两度多的偏移,也是为了指向一个尊位)。

北京的中轴线终止于这美丽而宁静的钟鼓楼。梁思成在1951年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那篇雄文当中叹道:“……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

钟鼓楼的角色,实际上与太和殿前的日晷、嘉量有相似之处,因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授时功能,而体现了统治者的特权。因此它们有足够理由坐落在中轴线上,就像很多中小型城市鼓楼位于十字大街交叉口的现象。

梁先生的赞叹固然引起我们很多对旧京景物的思古幽情。然而若剥离感情的因素,以本文论及的现象观之,中轴线在钟楼戛然而止,是由于不再有政权的代表物需要占据轴线。没有人被允许从背后拜见皇帝,因此北城墙没有了礼制上开设中门的需要,只需从军事安全角度开设了东西两门。没有尊者代表物占据的中轴线,在钟楼之后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便无需延伸,隐没在墙根街巷中即可。如果说“中国”的“中”字就是早期聚落中心的符号模型,那么后世集权的一再强化和北方崇拜的形成,终于消除了它上面没有必要的出头。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中轴线的北延和南延,实际是向西方轴线概念的靠拢。

北京的中轴线,是紫禁城轴线的延伸。只有在出了内城的前门大街、天桥一代,才沾染上了普通的生活气息,提供给城市中的市民活动。我们不得不说,北京只有前门到永定门这一段,可算与卢浮宫前的香榭丽舍大街相对应;而事实上,这一段原本并不是北京城规划的一部分,它的出身是一条城外大街,也是众所周知的。自打进了前门,这条线就像卢浮宫大楼和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本身建筑的对称轴,脱离了公共空间,而专属于建筑的主人。只因为东方建筑是在平面族群上展开,而不以单体的宏大取胜,才有了这条比西方长得多的轴。长长的轴线,仿佛漫长的皇权时代。

2004年,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在消失了近50年之后,重新出现在它原先的位置。在观察这座归来的城楼时,我发现它面对着一座断桥——为重建永定门变更交通而截断的立交桥。断桥断得突兀悲壮,断得戛然而止,无言地亘在北京城的正门面前,使得它的门洞无法穿越,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断点。那仿佛刀切一般生硬的横断面带着一股忧伤定格在护城河的河水中。
(照片拍摄于2006年2月16日,此断桥已在后续工程中被拆除)

这桥断得好。它极其精确地表明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交通主干道的一段,是如何由于恢复了中轴线上原有的建筑而被截断。这个断桥是北京中轴线性质的一个绝佳注脚。记得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永定门建得好,不在于它恢复了中轴线,而在于它记载了北京的断点。”

写在最后:

城市是一大半历史上演的舞台。七百年前,马可波罗热情洋溢地赞颂过东方的元大都。他一定感叹过元大都宫城中轴线的威严雄壮。他不知道,这条轴在下一个朝代被无以复加地强化成了整个城市的中轴,这与他所见过的其他城市是多么不同。

轴线,一座城市的生命线,一位无言的文化诉说者。

十二月 11th, 2009 | 6 Comments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中)

(本文谢绝网络转载)

㈡罗马:一次漂亮的转身

正如王军所言,路口能够给步行者以喜悦,为人们的步行路线提供多种可能。在罗马,路口的密集和道路近端的景观使得步行成为一种乐趣。街道的尽头往往有纪念性建筑,街道的长度是适应人的视线所及的,适应人步行体力的,绝不会长到一眼望不到头的尺度,路网中一个个有着咖啡馆和露天餐厅的小广场,都是吸引行人驻足的结点。这实际上和中国古代“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建造理念很相似,可惜现在的中国城市已经将这种对人的感受的尊重抛弃了,反过来到欧洲嘲笑他们的“广场”这么小,可叹。

站在科尔索大街北端的人民广场南望,目光会穿过科尔索大街,一直投向其南端一座洁白宏伟的大理石建筑,就是现代罗马市中心的祖国祭坛,也称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即第一张卫星图上最下方的白色建筑。大街的宽度使它只露出了中间一部分:

向南穿过大街,一直来到墨索里尼办公室所在的威尼斯广场,祖国祭坛的全貌才全部暴露出来。这座建筑修建于1884~1911年间,时值亚平宁半岛刚刚完成统一,是为了纪念完成意大利统一的埃曼纽尔国王和开国元勋、无名烈士而建,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

科尔索大街在这个重量级的纪念性建筑处终止,形成一条现代轴线。祖国祭坛作为大街的终点,并非源自当时刻意的设计,而是由于祖国祭坛背后是卡比托山,古罗马心脏地带的废墟位于山的另一侧。在整个古罗马时代,罗马城的中心——不论共和时期的罗曼努姆广场、凯撒广场还是帝国时期的奥古斯都广场、图拉真广场,甚至皇帝与贵族居住的帕拉蒂诺山,都位于卡比托山南坡一直到斗兽场一代。如果近代罗马城继续以它为中心,那么遗址的命运将和北京旧城差不多了。

可是,罗马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将市中心最重要的标志物——祖国祭坛掉转了方向,坐在了卡比托山的北坡,背靠着南边的古罗马,面对北方的广大土地。从此,近代罗马的重心逐渐向北移动,原本建于古罗马郊外的奥古斯都陵,却和今天无比繁华的西班牙广场、孔多迪大街并列在科尔索大街两侧,便是这一转变最好的见证。古罗马的心脏地带,因此存活下来,成为全世界的遗产。

北京也曾有过这样一次机会,那就是我们熟知的梁陈方案。可是,罗马的幸运在于,它这一转变的主导者,是比梁思成、陈占祥幸运的——米开朗琪罗。作为一个同样对历史遗产充满责任感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接到了一个实现其理想的订单——16世纪为了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凯旋,教宗保禄三世延请米开朗琪罗设计一个面子工程。米氏没有权力规划一个调整罗马空间布局的“米氏方案”,却幸运地通过这个工程使罗马完成了转身——他放弃了在罗马城中心继续经营,而是背对这些古迹,在卡比托山的西北坡顺着罗曼努姆广场轴线的延长线修建了迎接查理五世的市政广场,将原先元老院的背面改建成市政厅的正面,使罗马的重心第一次向北偏移。

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市政广场

市政广场中央是哲学家皇帝奥利略的骑马像,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罗马城扩展开去,终于在20世纪初将市政广场的老轴线略向正北扭了一下,修建了祖国祭坛,最终确立了新轴线——科尔索大街。卡比托山以北逐渐集中了最优秀的近代建筑,形成了今天的种种风情。同时,古罗马还在。米开朗琪罗的实验,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下,那就是当时的罗马上层社会对建筑师、艺术家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思成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

罗马城新旧轴线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科尔索大街绕过祖国祭坛,绕到卡比托山的南坡买张11欧元的票,就进入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心脏地带——罗曼努姆广场,俗称古罗马广场。废墟,满眼的废墟,就那样华丽丽地,带着古罗马时代呼啸的风声,带着凯撒、奥古斯都等一个个强劲的名字,铺陈在眼前。《罗马假日》里热门的真理之口、西班牙台阶我都是大致浏览,然而这片废墟却让我流连许久。

在古罗马广场的心脏地带,同样有一条主街道,就是上图中农神神庙那八根爱奥尼立柱前面那条宽阔的路。这条路,在古罗马时代被称为“圣道”(Via
Sacra)。它东南方向的起点是斗兽场上西南方向的一个圆圈,就是下图中央的那个圆。圆圈下方白色的就是罗马最大的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

维基百科上说,这个圆圈处原本有一个用以标识游行队伍从凯旋大道转入神圣大道和广场位置的圆锥柱,并且给出了它存在时的照片:

在参观斗兽场时,我对君士坦丁凯旋门的位置十分不解。而知道了这个圆锥柱的存在,就完全可以解释:军队凯旋的路线是从城南的古阿庇亚大道进城来,经过卡拉卡拉浴场和马西莫赛车场,一直沿着帕拉蒂诺山东侧路穿过君士坦丁凯旋门,马上在圆锥柱处向左转弯,走上圣道,在古罗马广场上穿过提图斯凯旋门,先后经过灶神庙、凯撒庙、演讲台等建筑,将战利品送到右侧的元老院,并继续登上卡比托山,在朱庇特神庙达到高潮。凯撒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正是从现在凯撒庙后面的家中出发,沿着圣道步行到元老院,在台阶上遇刺身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古罗马时代罗马中心的主轴线——圣道,和上文所述的科尔索大街和香榭丽舍大街一样,也是一条供人流通过的大道。它的纪念性,是靠坐落于其两端的建筑,和活动于其上的人来共同表达的。

十二月 11th, 2009 | 2 Comments

流通与阻塞——轴线的对话(上)

(本文谢绝网络转载)

㈠身为道路的轴线

罗马城是一座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沿革而形成的城市。今天的罗马城保持着前汽车时代的城市机理,道路宽窄和路网系统仍旧是步行的尺度,而非汽车的尺度。在罗马所有道路中,科尔索(Corso)大街是罗马全城的主干道,或者说轴线。下图中垂直的大街即是。

对于一座西方城市,“轴线”并不意味着对称,而往往是由于道路本身的纪念性。科尔索大街的地位,最初是由于其正对着罗马的门户——人民门。
罗马位于意大利国土的中部偏南处,在亚平宁半岛分裂时期,最为繁荣的几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锡耶纳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都处在罗马的北方。从经济和政治上,罗马与北方的沟通和联系最为重要,因而罗马城的北门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城门。

上图中大街北端尽头处的广场处的人民门,就是罗马城的北门,相当于正门。它是来自北方甚至欧洲大陆各地的旅行者到达罗马时所见到的第一个景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铁路修通后,从此Termini火车站才成为进出罗马的主要门户。

罗马城的北门——人民门

进入人民门之后便是人民广场,1826年之前为公开执行死刑的场所。可见北门一带在当时是重要的公共空间。

从平乔山观景台俯瞰人民广场

有意思的是,这一空间存在于人民门内,而不是门外——这让我联想起中国首都的相反情形,北京城具有类似功能的空间,都处于某一座门之外:不论是颁布诏书的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还是执行死刑的宣武门外菜市口。为什么是这样?我的理解是,中国一座门的存在,标定了内外的尊卑,标定了其内的政治力量对其外的社会的统治关系。因此,带有宣示、教化意义的种种活动,自然需要在这座门外举行,以示传播的对象。因此,中国的种种公共活动,往往发生在一座门前,即便在今日,如下图所示的活动也是如此性质。

而西方城门在这方面的角色并不明显。先进了门,然后才是广场,可以在罗马城里面目睹这里发生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是开放的公共城市,它内部的空间才是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而非城市本身作为一个主体去向外表达话语。门与广场,“内”与“外”的差异,是社会形态在建筑上的投影。

笔直地正对人民门的科尔索大街,即从人民光上中央的方尖碑开始,向南延伸,成为罗马的主干道。如果按照我们习惯上的讲法,贯穿全城对接正门者,应当称作“轴线”。但罗马这条轴线并非坐落其上的一系列重要建筑,而是这条路本身。科尔索大街的宽度在北京连次级干道都算不上,但在罗马来讲绝对是阳关大道了。科尔索大街从北段的人民广场开始,先后经过众多的教堂或府邸,包括圆柱广场上的众议院等。街上的虽然细部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四至五层左右的楼房,第一层有大理石贴面,二、三层之间有装饰线脚等,轮廓上十分雷同。事实上这是整个罗马最普遍的建筑。

这些楼房从临街的角度来看是方方正正的火柴盒,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向心围合庭院的外立面。如果我们能穿过这栋楼的门,会发现来到了一个中央庭院(下图),四面的楼体围合起来,一层往往有连廊。这栋府邸中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向着这个庭院的,四周的楼体将这里与外面的大街分隔开来,从街上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外立面。可见除了北京的四合院,罗马人“院落”的意识也是很强的,在繁华的城市中,内向院落所营造的安静环境是人的一种天然需要。

罗马的这条轴线是一条道路,除了起点的方尖碑和道路尽端作为视觉焦点存在的祖国祭坛外,并无其他纪念性建筑坐落于其上。它是供人在其中通行并感受城市景观和象征意义而体现其地位的。

另一个例子是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由于这条街的著名程度,其从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到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这一段就无需多言了。它的更高一层意义在于,尽管从凯旋门再往西就不再称为香榭丽舍大街了,但这条路仍然笔直地一直向西,一直越过塞纳河,到达巴黎的新区拉德方斯。拉德方斯的新凯旋门也坐落在这条延长线上,使其成为连接新旧巴黎的更广阔的轴。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一定十分熟悉,因为这与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成为奥林匹克公园主轴线的意思很相似。可惜由于北京“摊大饼”的形态,这条轴承担不起巴黎那样一种广阔的时空形态。

可以轻易地发现,巴黎的这条轴,与罗马的科尔索很相似,都开始于一个具有方尖碑的广场,而且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一条畅通无阻的路,是人可以在其上往来流通的空间。尽管巴黎这条路比罗马宽广很多、壮阔很多,把人变得稍微渺小了一点儿。

(此图引自互动百科)

十二月 7th, 2009 | Leave a Comment

也是我向往的小国寡民

我高中宿舍的哥们儿沈蛋以“也是我向往的小国寡民”为题转载了最近一期SOHO小报上的文章《小的是美好的》, 作者颇为诟病大城市疯狂扩张的无意识行为,主张否定空洞的巨无霸城市,支持城镇化、多中心的卫星城布局。

的确,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会出于亲身体验而强烈支持这个观点。但我想到的是,这种理想的实现,到底是不是一个规划行为?是不是一个规划师通过城市营建能够解决的问题?

文中提到了一个首都人口的比例问题,这个问题,去年北大一位教授在解释北京房价为什么居高难下的时候也曾经举证过——北京虽然人口庞大,但从中国首都地区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来讲,还远远没有达到常态。

这很令人忧虑。作者对此描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蓝图——“大部份的中小城镇代表了真正的美国精神,尤其是西部的保守城市,充满了教堂而不是商店。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简单平静的幸福生活,看着老款电视。”如果中国的城镇面貌能够如此,恐怕北京也就不必不堪重负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当在一个城市规划的专题中被提出,而应该在一个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专题中讨论。因为:城市最终是给人用的,上述这种生活图景,出现的必要条件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当中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已经充分发育,使得任何一个位置上的人们各司其职,并且规定各自利益的契约得到广泛公认。只有这样,城市的使用者才能够做到良好的“归位”。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和德国,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的职员社会,因此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安定的、有序的、合理归位的社会秩序。人们“选择中小城市作为生活目的地而不是仅仅以首都为生活理想”。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城市规划师也才能够得以规划大量的中小城镇。但不能不看到,日本在达到这样的效果之前,经历了长期的非安定的起飞阶段,这正是中国当前的阶段。

前述这些发达国家的众多中小城镇,如果按照完全同样合理的规划布局放到中国,却必然造成大量的空城现象,使规划者无比尴尬。世界银行贷款给中国在青海戈壁滩上修建高速公路,待建成后世行人员实地考察却大呼上当——只有野兽而没有汽车在这条路上行进。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作者在文中已经讲明了:“人的心里怎么思量,它的行为就怎样。我们作为城市居住者的人,如果不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性的弱点和劣根性就会投身到城市建设上,最后制造出让我们痛苦的巨兽。”

作者超越城市规划的层面,提出中国需要迎来一场以农村工业化为特征的“土改”,使得城镇和中小城市获得工业的支撑而得以使人安身立命。其实这个命题似曾相识,那就是曾听到的“北京老城区四合院之所以保不住,根本就不是因为文保部门不作为,也不是因为规划法规不健全,而是地权问题,是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为大刀阔斧的改造开亮了绿灯。”——的确,这个观点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仍然是浅层原因,还有超越这个层面的深层原因,那就是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个历史现象:200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原始档案,其中文件显示,1960年代CIA对中苏关系走向的评估和预测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CIA看到中苏关系的障碍,但认为基于双方国家利益的考虑,中苏同盟不可能破裂,但中苏同盟却最终走向了破裂。出乎美国人意料的原因在于,19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弊病”(沈志华语),相互间关系的处理存在超乎国家利益之上的因素,它们不是立足于“对你有利还是对我有利”的现实问题,而是立足于“你正确还是我正确”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个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分歧之严重,当然就不是另一种形态的西方国家所能够理解的了。

中国的城市之所以是这种样子,正是由于这样类似的原因。控制城市当中人们行为的,不是城市建设成什么样——或者说城市建设造成的影响不是核心影响——而是人们的价值观和对自身的设想。“城市的产生是人的创造力 延伸的结果,所以,不谈人的价值观只谈城市建设是徒劳的。”因此,有必要问一下,中国人是否能够接受小型恬淡的城镇生活。对于一个当代中国的大学毕业生, 去往中小城市获得一份好的工作、所得薪水在当地较低的消费水平上,不但可以获得相对殷实的物质生活,也颇得慢节奏生活之惬意。然而汹涌的毕业大军却背井离 乡地涌向中心大城市,甘愿忍受污浊空气拥挤交通,在高昂的消费水平上苦苦为生存基本条件而挣扎打拼,也不愿退出这虚假的乌托邦,这究竟是为什么?作者应该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去问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建成了这个样子。

分散的城镇形态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形态,需要一个分散的实现价值的系统,和一个支撑这种价值系统的成熟经济形态。当一个美国人快乐充实地做着一名清扫工时,一个中国的中层领导却在为不得志而郁郁寡欢。而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可能上海例外)仍然是一个一元社会,而且是一个单向度的一元社会。大众的人生理想在同一条轨道上孜孜以求,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成功观、官本位、家族观,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甚至使人对自身生活轨道的设定加入涉及下一代的考量,这些观念意识层面的导向,就根本不是工商业区域发展所能够左右,更遑论具体城市建设。大家无法各自归位,因为人数众多而可供大家使用的心理期许位置却只有很少的一些。这种心理并不必被视作错误和有害的,而只是说,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国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尚存在根本的区别。

曾经,许多人头脑中幻想过一种恬淡舒缓、小富即安的田园梦,可是后来这种田园梦不得不被阶段性的世俗目标所取代,因为大家发现:在中国,只有有了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实现最为质朴的田园梦,否则它会为生活所累而击破。这仿佛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在现今的中国,奇怪的事情还少吗?这是一个高热度的社会,同时是一个不完善的社会,因此身处其中的人,过活简单平静的幸福生活的成本绝非处于后发展时代国家的国民可比。而这里的城市,它只能这样大而无当地生长,被喧嚣和欲望蹂躏得荒草丛生。规划师们心中梦想的美好图景,暂时还没有到来。

那也是我向往的小国寡民啊。

五月 20th, 2008 | 3 Comments

故乡的秋凉

我相信,每一个打小儿生长在老北京,并发自心底爱她的人,都会在秋风卷动落叶的时节,想念起故乡的秋。秋天像个曾经沧海、不再彷徨的人,你尽可以从他的眼中读出一些仙风道骨。郁达夫说:“……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的确,北方的天空永远都比南方深邃,就像南方的水流永远都比北方清雅。

天津这个北方城市已经进入秋天了。然而,我总感觉这里的秋不够静,这里的天不够厚,这里的空气酝酿着一些躁动。也许一个有码头港口的城市总是难免有如此的性格吧。我多想念北京的秋天、秋天的北京——一个如此深爱这座城市的季节,一座只为这个季节而生的城市。


有多少文章曾经饱含深情赞颂过北京的秋呢?有多少相机的镜头曾经痴痴地对着深秋的京城呢?北京的秋实在是那么温情,一条不宽的小街,或直,或弯,两旁是百姓家的后窗、四合院的外墙,用砖雕的字牌写着“鸦儿胡同”、“绒线胡同”或者“金泉胡同”等等,嵌在墙里。从院墙里探出来的是枣树,结着鸽蛋大的青枣;跟它交错在一起的是生在路边的槐树,槐花根本不像是花,青绿色细碎细碎的,掉落一地,也难怪过去宅门里都要用“槐花”来称呼不起眼的丫鬟。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每天早晨铺了满地,踩上去的时候有阵微弱的凉风灌进你的裤腿,槐树枝叶被吹得发出爽利的刷刷声,由近及远。有更多的槐花落下来,你的头上、肩上有,青灰的墙头上也有。墙头之上明净的天空老高老高,蓝得不讲道理……朋友,这就是北京一条胡同的礼赞,这就是她神气的盛装,一点儿都不华丽、不鲜艳,但离开的时候,她总萦绕在我脑子里。北京把秋诠释到近乎完美,秋的沉静、秋的深味、秋的阅历、秋的爽朗,统统地,全在这儿了。


我以为,北京最好的秋色在钟鼓楼。与西安不同,北京的钟鼓楼一点都不张扬、一点都不耀眼。被皇城和园林占尽风光的京城并没有多少注意力放在这钟鼓楼了,他们隐没在城北端的民居当中,斜倚着什刹海,忠实而单调地操练着晨钟暮鼓,计算着冬去春来。后来,人们不再需要原始的钟鼓报时了,它们也疲倦了,想歇歇了。向四下里看看,远处耸起了那么多白晃晃的大楼,真让人不安。不过低头看看,还好,身边这些陪了它们几百年的低矮胡同小院还在,还像从前一样簇拥在自己周围,紧紧拥抱着这两个亲切的躯体,想把日子继续下去。在它们四周喧嚣的声音越来越大,反倒是这昔日里鸣钟击鼓响彻全城的地方,成了这大城中最安静的角落,胡同抱着不语的钟鼓楼,枕着平静的什刹海,睡着,继续做着那个充满京华烟云的旧梦。看一看它们脚下这块地方,那是个什么样子呀:密密麻麻的胡同四散开去,没有一条路上不是布满了裂纹。自行车穿行在掉了墙皮破了瓦片的房子间,车铃叮呤呤地响;之间的空场上永远摆着几盘象棋,好像一盘棋下了很多年都没有下完;蹲在台阶上择菜的妈妈不时叫着吵闹的孩子……


在我看来,钟鼓楼之美,尤在于钟楼。鼓楼个子大,城台是跟皇城里一样的砖红色,还是显得雍容了些。而钟楼的灰砖绿琉璃,愣头愣脑的憨样,真是让你不由得想去亲近它。一个以帝王皇权为建城基准的城市究竟对其中作为个体的普通人有怎样的意义呢?看看钟楼吧,它从古至今都挺立在平民百姓的地头儿上,在它周围你所看到的、听到的、触到的、嗅到的,全是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可这经了几百年风霜雨雪的钟楼又有什么没见过呢?这才叫做阅尽繁华,这才是一种透到骨子里的的典雅。当秋风吹尽夏日的燥热时,随便坐在这里的一个某一个胡同中某一个小院,抬起头就能看得到钟楼,它是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眼中永远的天际线,每天早上醒来透过窗子看一眼它,一天的生活才算能够开始。深秋时钟楼背景的天空是最清澈高远的湛蓝,蓝得让你忘了所有的浮躁,一心只想醉倒在它的身边。院子里一定会有槐树或者牵牛花的藤,垂在覆着泥瓦的硬山顶上,有的屋顶没有瓦,是用黑毡布铺了一层,上边那几块砖头压住边沿。干爽的风会把毡布吹起一角,摇曳着,享受太阳洒下的金色。出了院门,胡同里准有迈着四方步的大叔向你道一声“这天儿可真凉了啊~”,那一口圆润的京腔,那么从容淡定。孩子门互相丢着妈妈给缝的沙包,疯跑着从一个胡同串到另一个,最后准能从另外的哪条胡同猛冲出来撞进大人怀里。


谁能够想象一个没有鸽子盘旋的北京秋日呢?鸽群永远盘旋在北京的天空,秋日的天高了,好像它们飞得也高了,望着它们,你的心也冲出了胡同小院,飞上了天。鸽群一开始还是一圈一圈绕着钟楼顶飞,逐渐地圈子越来越大,大到被房子挡住看不到了,但你还是能听见它们绑在尾羽上的鸽哨被风吹出的声响。每天傍晚京城上空那辽远的鸽哨声啊,真是梦里最美最美的音乐,什么声响也替代不了它。太阳落到跟小院的墙头齐平的时候,鸽子飞到西边,深色的翅膀隐没在余晖里,你只看到它们白色的肚皮一下一下地露出来。有时候我会想象鸽子飞在天上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钟楼脚下那片胡同的海洋吧。胡同是元朝人留下的话,在蒙古语里就是“水井”,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就是有多少眼井,胡同就是北京城的生命之源,那里边有永远说不玩的故事。在钟鼓楼这里没有皇宫里金灿灿耀眼的黄琉璃顶,那些青砖灰瓦像一本本倒扣着的书,连绵不断地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展开去,这才是北京城的灵魂,是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胎记,古旧的外表下面却存在着一个多么灿烂的内心。在这样一个貌似纷繁、紧张的大城市,却真的存在这样的可以让人安心的地方,只要你真正懂得北京,懂得它深处的情感,就能知道这“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的感觉。

曾几何时,我所出生的南城也是这样一种情形。不会有多少人看过电影《城南旧事》,这种缓慢的、渲染式的、意境化的影片实在太难以适合今天过着快节奏生活人们的口味了。影片里面那甘甜的水井、精致的小院、声声的驼铃,正是北京城南本来的面目。可是如今这里已经面目全非,我真的找不出什么和其他城市的区别。本来,我以为北城足以给人以安慰,毕竟什刹海还在、钟鼓楼还在、老街区还在……可是,暑假的一天我居然在旧鼓楼大街看到了挖土机 ——我还能说什么呢,盘旋着的鸽子看到的那片美丽的海洋,也要被伸来的黑手硬生生地撕裂吗?——算了吧,不必问了,站在城楼废墟上失声痛哭的梁思成用生命都保不住一段城墙,更何况这些钟楼脚下企图把最后的北京紧紧搂在怀里的平房小院、芸芸众生呢?他们太弱小了。


我不明白,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看上去很美吗?我眼中北京真正的美,永远都是那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卢沟桥的狮子谭柘寺的松,红墙碧瓦的太和殿、青砖城垣大碗茶、古藤紫槐四合院,甜滋滋、脆生生、京腔京韵自多情……但是它们在这个时代面前却显得这么苍白,甚至是可笑!记得三月份,我和我最好的兄弟沈○花了一天时间走遍了后海的几乎每一条胡同。我永远忘不了沈○那天回去后写出的那些关于北京的文字,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不忍心去读它们——

“她的景色美得让人落泪。在做模型期间,终于忍耐不住的时候,回了趟北京,在后海转悠了一个白天。那天天灰灰的,黄黄的,而我生长和眷恋着的城市,被现代化所蹂躏得荒草丛生的北京,依然倔强地屹立在这片无尽的喧嚣之中,虽然看起来显得迂腐拥趸,迈不开步子,但是却依然非常倔强地坚持着自己的“规矩”,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去阻挡社会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时代的发展就像是一场强奸一样,要么含着泪水去享受,要么,硬挺着就是不从,然后倔强地死去,为历史所遗忘。走在北京,就有那么一种感觉,灰色的墙,灰色的瓦,诉说着历史留下的沧桑沉重,也镌刻下历史的积淀,隐藏着智慧的光芒。他们用灰色所衬托的王城,早已被后代人们无知而无畏的破坏脚步所践踏残破,故宫的红墙碧瓦已经映衬不出历史的辉煌与尊贵不可侵犯,故宫变了,变得平民化了,或者说,变得庸俗化了。只有那些千百年来默默无闻地守候着对王城的忠诚的那些老胡同,老街巷,还依然矜着泪水,杯水车薪地试图挽回逝去的尊严。这些老街巷老房子的忠诚,勇敢,高傲,倔强,如残阳般壮丽决美,如死士般,对未来的泯灭义无反顾……”


我真不知道她到底还能挺多久。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像是一瓶浓盐酸,狂热的工业演进和利益最大化正试图再加入些浓硝酸把它变成王水;而默默无闻的弱者则拼命但徒劳地想用碱来中和。今天奔走战斗着的人们有着微醺迷乱的神经,他们左手是一杯浓烈的伏特加,右手是一碗淡香的清茶,但这个寻求刺激的年代没有人再去喝茶。那向着胡同小院隆隆开去的推土机,像是一把坚冷无情的钢刀,一下一下地剜人心头上的肉,旁边有一个声音得意洋洋地说: “看,这是在给你新生!”我读过太多的关于北京的美文,冰心、北岛、刘心武、梁实秋、林语堂、汪曾祺、郁达夫、张恨水……他们所爱的北京,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天啊,人们难道已经浪漫到想创造一出雄视百代的悲剧吗?荷马史诗的开场白写道: “神祗编织不幸,以便人类的后代歌唱”。神还没有动手,人却已经决心让后代歌唱出最凄美的乐章。

在一个名叫“线小七”的网友的页面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话,令人泪流满面,不忍卒读:“北京城,悲烈凄凉的死了,可它的灵魂却不肯离去。它盘旋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匐在故宫的屋顶上,趴在小院的藤萝架上,躲在老槐树的树荫里,徘徊在那一座又一座,一片又一片的废墟中,悲痛欲绝,却不忍离去。”

……

秋天里的故乡啊,难道你真的就要进入冰冷的严冬吗?等到下一个秋凉的时候,我还看得见你吗?

2006.9.9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博客http://bjht.blog.sohu.com/,特此声明并致谢。

九月 9th, 2006 | 17 Comments

再见,长沙

我又见到了北京西站拥挤不堪的人流,回到了家中一个人的房间。当早晨天光大亮,火车奔驰在华北平原上时,车窗外一片阴沉苍茫,而湖南此时又开始了炎热。我好像一路把雨从长沙带到了北京。15个小时的路途,我在睡梦和扑克当中度过,我的脑子好像一片空白。湘江像原先一样在千里之外流淌着,她并没有在意一个从她身边匆匆闪过的身影。一个星期的湖南之行,那些情景和记忆定格了下来,好像不会再回到身边。这说不清是满足还是伤感。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好像还坐在凤凰古城对面的山头,望着横空驾临在沱江之上的城垣古屋;好像还在去往腊尔山镇的盘山路上,从未见过的倾盆大雨浇在满眼青翠的群山之上汇成无数瀑布和山洪;好像还在岳麓山上,踩着一步一滑的青苔,周遭全是浓密得让我想要俯身吸吮的绿。长沙,用夏日里透凉的甘霖迎接了我们一行人。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些东西在沉睡,另一些东西清醒着,聒噪着,拥有炫目的亮色。我相信只有看到了一座城市的睡姿、听到它的打鼾声和模糊难辨的呓语,才可能懂得它到底是什么、它在想些什么。两天时间对于了解一个地方毕竟太短,印在我脑中的长沙,就是在傍晚的湘江边上,徒劳地用一把伞去遮挡倾泻而下的暴雨,看江水一点点地舔拭上江心的橘子洲,载满河沙的驳船突突突地从江上开过。水雾中的岳麓山寂静地沉睡着,不想用它深沉的眸子打量年轻崭新的杜甫江阁,以及它身边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沿江公园的逗狗者、下棋者、表演者,阐释着人和江水生生不息的关系……这些构成了我脑中长沙的全部意象。我爱这里。

其实,不论长沙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这样说都显得有些浪漫和煽情。不止一个在长沙上学的同学和我说过,如果你体尝到这里变化无常的天气,就会郁闷到抓狂。我在想,人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去喜欢一个地方?很可能,长沙也是一个普通的所在,它也是众多有山有水的南方城市中的一座。包括凤凰,如果你看到古城中那许多商业味道极浓的店铺和老谋深算的商人,也会说这只是许多繁忙庸俗的旅游景点中的一个罢了,没有什么稀奇。

没错,我们到过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这个样子,所谓的香格里拉只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喜欢一个地方,往往并不是因为那里本身有多么美好。对一个匆匆过客来说,可能因为爱一种心情而爱一个地方、因为爱一个人而爱一座城市。与其说我喜欢这里,不如说是喜欢一种状态,一种情绪。在整个的湖南之行中,我感到我生活在别样的气氛里。这段日子里我不必面对那些每日需要面对的东西,我可以全然不去想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务,只要让身边不断出现的陌生占满自己的头脑,和同行的要好同伴们安排各自的日程,说着想说的话,做着想做的事,海阔天空,无拘无束,让你心生无尽的想象和冲动。因为有这样的心境、这样的同伴,我感受到这座美丽的城市。

无论是谁处在这样的状态都会生出幸福的感觉,但是这样的幸福是不是太虚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总还是要回到现实中去,总是要回到自己应当在的那个位置,去重新操持起本该你做的事情,不论那些带给人的是快乐还是烦恼。由于这样的无奈,旅行带给人所有的美好,在你踏上回程的一刹那,也就死死定格下来,它从你的现实当中烟消云散,成了一丝绝响。假若你天真到想从车窗探出头去再回望一眼这美好的地方,那就只剩下了处处雷同的高楼车流、山影横斜、江水荡漾,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照片,就是企图用来探出车窗去回望的东西。在岳麓山顶上的亭子里,我对周丹说,我出去不大喜欢让人用相机拍自己。这话我在凤凰城外吊脚楼旁边也对曦哥说过。当时曦哥捧着镜头说:“对,我知道,想学摄影的人开始都有这种执拗。”也许吧,我正经历这样的过程。我常常有这种疑问:不论照人还是照景,拍照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去用一张人物纪念照证明曾到此一游吗?向谁证明呢?有这种证明的必要吗?或者,把亲眼所见拍下来留待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吗?相机永远是客观记录的,就好像那些精美绝伦的风光明信片不曾带给我任何触动一样,景物是记录下来了,但来到这里,在这里的所思所感、那样的心境、当时的状况,只能存留在自己心中,相机无能为力。真正刻骨铭心的东西一定不会被淡忘,用不着借助照片唤醒记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像吝啬胶卷一样把数码相机攥了一路而无动于衷,也许会有遗憾吧,不知道。反正,长沙只存留在我的心中了。

不知道长沙之于我,会不会像是那场社戏之于鲁迅。火车奔驰在夜幕里,我困顿中恍惚听见鲁迅又在说: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2006.7.18
北京东安街

七月 18th, 2006 | 7 Comments

断点永定门

沈○和我站在永定门前护城河的桥上。夕阳的余晖映在刚刚重建起的永定门城楼上,蓝天映衬中,灰色的楼台和歇山顶比皇城的红墙金顶更有着古都的神韵。依明朝原样雕刻的“永定门”石匾额端端正正嵌在门洞的上方,它面对着一座断桥——为重建永定门变更交通而截断的立交桥。断桥断得突兀悲壮,断得戛然而止,无言地亘在北京城的正门面前,使得它的门洞无法穿越,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断点。

断得好!我疑心规划者是有意不拆除这座废弃的立交桥,而让它就这样断在永定门的脚下,去讲述这城门楼子的故事。断桥无比精辟地表示出了北京这座古都的命运与变迁,那仿佛刀切一般生硬的横断面带着一股忧伤定格在护城河的河水中。

永定门在半个世纪中的废与立,忠实见证了北京在狂热——动荡——平静——反思中所体味的阵痛。今天当仰视崭新的永定门,不能不感到它的孤独:没有了瓮城的环抱,没有了箭楼的比肩,更没有了城墙的牵挂。城楼可以重建,然而它的城墙却可能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尘埃。此时的永定门,其两侧空荡皆可入城,唯其自己的门洞却无法通过,作为“城门”,何其尴尬!孤独的城楼独自伫立四顾而满目陌生,正如它脚下断桥给北京中轴线砍出的断点一样,它命运的断点并不能够靠城楼的重建得以连接。

这个断点正是北京命运的一个缩影。恢宏壮丽的内外城池在短短几年中被拆毁,破旧却不能立新的野蛮规划充斥着京城的各处。当烟消云散,北京城终于抚摸着伤痕渴望恢复昔日的容颜时却发现那是一个幻梦。永定门的重建使得生于八零年代的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北京的外城,却难以平复城市灵魂的委屈。永定门的建立是北京的猛醒,但她生命中已经存在的断点会永远地为这座城市和爱她的人所铭记。

因此,永定门建得好,不在于它完美了中轴线,而在于它记载了北京的断点。

夕阳下的断桥


断桥硬生生地亘在北京城正门的面前


永定门北望正阳门。


永定门外铁路南侧的“燕墩”,北京五镇之一的南方之镇。

2006.2.16
北京东安街

二月 16th, 2006 | 4 Comments

李纯是谁?

放假期间住在学校自有一种难得的清静。耳畔不断响起异乡过年的鞭炮声,而身处的大学校园,也许成为了此刻整座城市中最安静的角落。

对于天津这座城市,我似乎总是陌生而又熟悉。今天,当第N+1次面对别人“你为什么来天津上大学”的问题时,我发现自己心中仍然模糊而难以作答。身处大学校园,无从了解一座城市;某些貌似现代化的元素又使得它蒙上了一层同别处大同小异的面具。体味一个地方,要看的是它的气息,它的性格,它的历史。

于是,我注意到天大南开后身的白堤路上这座深宅大院。



 每日匆匆行进在这车水马龙的路上的人们,极少会注意到一墙之隔的这处庭院,哪怕是对其檐角的睨视。在忙碌的城市中,这座故宅的空寂和失落,带着冬日的萧瑟,却恰有一番别样的清静和从容。



 大门内,我这个不速之客引起了树旁小狗的恼怒。



 高耸的牌楼,是往日辉煌高贵的见证。



 檐牙高琢,钩心斗角



 石雕散落的院中,一位老人屏气凝神地锻炼,快门启动的声音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斜阳、枯树、老人、旧车,几度夕阳红。



 从宅门前蜿蜒而过的河道已经干涸,石桥的雕栏已经残破。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知积攒了多久的枯叶从门前款款摊开,一个似曾相识的景象。



 一个别样的蓝天。



 屋脊的小兽倔强地朝向天空。



 残缺的力量。



 这是整座荒园中难得的生活气息。



 负重的赑屃,年复一年地见证着这里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它的表情,是否蕴含着感慨和呐喊



 夕照中,石狮啜饮着它的孤独。



 摇摇欲坠的电气装置,又让我想起了静园。



 岁月的流逝不动声色。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



 污损而尚未退色的雕梁画栋,宛如白居易笔下的“血色罗裙翻酒污”。



 空宅中的精灵,无精打采,睡意朦胧。



 门角的石墩,破败抹不掉它的精致。



 仰望



 暖暖的古色,仿佛能够遥见当年琴棋书画的升平。



 屋檐下的天空,有大美而不言。



 庭院深深深几许



 篮球架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杂草中的琉璃瓦,仍然是鲜艳润泽。相较于雍容的庑殿顶和歇山顶,同是四合院中长大的孩子对硬山顶房子的亲近是发自肺腑的。



 戏台正中高悬的雕龙藻井依旧气宇轩昂,无法掩饰地透露着繁华。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正殿的大柱,在脱落了地仗和苎麻之后,木头素面朝天,不可遏抑地腐朽下去。



 红门木窗,灰瓦砖墙,在纷乱的风云际变中静守老院,孤芳自赏。这里曾有多少大家闺秀的小姐倚窗而望,又走出过多少风姿翩翩的少年公子



 静默,是这幅本该享受注视的壁画的宿命。



夕阳使游廊在地上投下了长长的身影,像是童年在傍晚凝视着各种什物的影子发呆的时光。阳光逐渐地黯淡,老宅又将迎来一个寂静的黑夜。背着相机走出宅门时,我仍旧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故事,只见到大门外的墙上平淡地注着“李纯祠堂”四个字。李纯是谁?

在这个google横行的时代,知晓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然而“李纯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我,正如同“天津是谁”这个问题一样,google是苍白的。

天津是谁?一座城市就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他的灵魂,有他的性格。其实在我看来,天津的灵魂和性格,和我刚刚造访过的这座老宅,有着惊人的相似。

天津是一座寂寞的城市,它的繁华似乎随着北洋时代的结束,也慢慢归于了沉寂。天津者,天子经由之渡口也。这片秦时的渔阳古地,由于作为明成祖出海的港口而得名,扼守京畿,拱倚帝都,600年前成为了京师的卫城。它的偏安一隅,也许从地理上注定了它的命运。以江淮驻军移民形成居民主体的天津,今天仍然存在以旧城为中心,呈倒置等腰三角形形状的“方言岛”,在整个华北地区,泊自外乡、特立独行的天津话正像一座孤岛般存在着。

“八国资本的滩头、没落贵族的外所”,描述了天津近代的短暂喧闹,这在它的老城中留下了极多的遗迹。走在和平区那些破旧逼仄的巷道间,身旁的某一处老屋也许就是当年一个叱咤风云人物的隐居所在。时常闪出的几处斑驳的名牌上往往有着一些尘封多年的名字,诸如曹琨、冯国璋、孙传芳、黎元洪、段祺瑞,乃至逊帝溥仪。他们和那老宅的主人——李纯一样,或为下野政客、或为失意军阀、或为遗老遗少,带着“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落寞和惆怅,避居天津,在充满灰色的庇护和享乐中,放任着余生的颓唐。

死血的注入不会给机体带来生机;李纯们的到来,自给天津融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气氛,塑造了一种游离、自闭而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性格,甚至一直笼罩到了今天。现在这些黯淡的遗迹,正如我镜头中李纯的老宅,独自支撑着疲惫的身躯,尘封在杂乱的堆砌之下。

同上海一样拥有九国租界的天津,在海河之畔,坚实高大的罗马式券柱、凹凸起伏的巴洛克式立面、还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华美雕刻,依然在苍凉中舒展着身躯,那些斑驳的铜牌上还依稀可辨“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的字迹,祭奠着远去的时代。此刻,它们旁侧堆满了凌乱的火柴盒小房,身上可见无聊的涂鸦,内部回响的是占据这里开店的生意人对房东的咒骂,从它们脚下走过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这些静默庞然大物的兴趣。这是一座城市的整体失忆,历史在嘈杂聒噪的市民文化面前显得无奈。此时,上海外滩的租界建筑群正璀璨夺目,光彩照人。

天津到底是谁?关于天津,书上和新闻中会找到太多关于它的消息,然而这些东西却正如企图用google去查询“李纯是谁”一样,看到的是一些生硬的头衔和评价,却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有血有肉的真面目。当天津面对这个其实每个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在棘手之外,更多了一些尴尬。恐怕它自己也难以定位它的从前和现在。

李纯是谁?天津是谁?

2006.2.6

二月 6th, 2006 | 20 Comments

东京印象

走在东京的街上,中国人不能不突出地感觉到狭窄。建筑之间的道路像是深谷中的一线天,而大公路则被高楼挤在中间,最宽的公路也不过相当于北京近郊的一条普通道路。在最繁华的地方,楼房和机动车路桥之间甚至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可是东京交通状况比北京好得多,一方面是发达的轨道交通系统,另外它的城市规划也越来越避免将更多的机动车引入市区。东京地皮比北京贵,它单位面积上所产出的社会、经济价值也要比我们高很多。天皇在日本的至尊地位显而易见,虽然东京寸土如金,但对皇居却毫不吝惜,皇居周围成片成片的树林繁密、茂盛,辟为东京市内一大块自然保护区。护城河及二重桥开阔、气派;而前面再隔过一条路,就是繁忙、拥挤的现代都市,道路两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东京的第二天我们得到一个居高俯视的视角。尽管西新宿是东京最大的高层建筑集中地带,但拥有48层高度的东京都厅还是鹤立鸡群般地耸立着。这座双塔式的大厦,在第33层之处分成两座对称的摩天大楼,并延伸至高达243米处。

我们从底部乘电梯,几十秒后到达设在第45层的展望台。展望台上四面都围绕着玻璃观察窗,足以从200多米的高度将东京尽收眼底。居高临下地俯览整个东 京全貌,这个城市的特点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东京的面积很大,是世界级别的超大城市。这一天的大气能见度很好,能隐约望见远处城市的边缘。放眼望去,满眼 全是铺天盖地的高楼或住宅,各种工业、商业或民用建筑星罗棋布,大厦之间的每一点空隙也都被房屋见缝插针,不遗余力地填塞着,偶尔会突兀冒出几幢惹人眼的 摩天大厦。整座城市像是由火柴盒式的楼房堆积而成,而路像是依楼的走向而建,不仔细看几乎难以发现哪里有道路的影子。仅从外观来看,城市的的规划布局似乎 很随意,建筑好似蜘蛛网一样摊铺在城市中,楼房排列朝向各个方向以至于斜着歪着的都有,有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但是,这看似混乱的城市中,一切莫不运行得 井然有序,规范循章。在这里,产生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产生出了全球最发达的现代经济之一。这,就是当今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心脏;这,就是拥挤而 繁华的东京。这座拥有118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正似一架精密无比的机器在日夜高速运转着,同时或许也夹带着不堪重负的喘息。

七月 5th, 2002 | 5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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