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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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身为道路的轴线

罗马城是一座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沿革而形成的城市。今天的罗马城保持着前汽车时代的城市机理，道路宽窄和路网系统仍旧是步行的尺度，而非汽车的尺度。在罗马所有道路中，科尔索（Corso）大街是罗马全城的主干道，或者说轴线。下图中垂直的大街即是。

对于一座西方城市，“轴线”并不意味着对称，而往往是由于道路本身的纪念性。科尔索大街的地位，最初是由于其正对着罗马的门户——人民门。
罗马位于意大利国土的中部偏南处，在亚平宁半岛分裂时期，最为繁荣的几个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锡耶纳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都处在罗马的北方。从经济和政治上，罗马与北方的沟通和联系最为重要，因而罗马城的北门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城门。

上图中大街北端尽头处的广场处的人民门，就是罗马城的北门，相当于正门。它是来自北方甚至欧洲大陆各地的旅行者到达罗马时所见到的第一个景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铁路修通后，从此Termini火车站才成为进出罗马的主要门户。

罗马城的北门——人民门

进入人民门之后便是人民广场，1826年之前为公开执行死刑的场所。可见北门一带在当时是重要的公共空间。

从平乔山观景台俯瞰人民广场

有意思的是，这一空间存在于人民门内，而不是门外——这让我联想起中国首都的相反情形，北京城具有类似功能的空间，都处于某一座门之外：不论是颁布诏书的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还是执行死刑的宣武门外菜市口。为什么是这样？我的理解是，中国一座门的存在，标定了内外的尊卑，标定了其内的政治力量对其外的社会的统治关系。因此，带有宣示、教化意义的种种活动，自然需要在这座门外举行，以示传播的对象。因此，中国的种种公共活动，往往发生在一座门前，即便在今日，如下图所示的活动也是如此性质。

而西方城门在这方面的角色并不明显。先进了门，然后才是广场，可以在罗马城里面目睹这里发生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是开放的公共城市，它内部的空间才是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而非城市本身作为一个主体去向外表达话语。门与广场，“内”与“外”的差异，是社会形态在建筑上的投影。

笔直地正对人民门的科尔索大街，即从人民光上中央的方尖碑开始，向南延伸，成为罗马的主干道。如果按照我们习惯上的讲法，贯穿全城对接正门者，应当称作“轴线”。但罗马这条轴线并非坐落其上的一系列重要建筑，而是这条路本身。科尔索大街的宽度在北京连次级干道都算不上，但在罗马来讲绝对是阳关大道了。科尔索大街从北段的人民广场开始，先后经过众多的教堂或府邸，包括圆柱广场上的众议院等。街上的虽然细部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四至五层左右的楼房，第一层有大理石贴面，二、三层之间有装饰线脚等，轮廓上十分雷同。事实上这是整个罗马最普遍的建筑。

这些楼房从临街的角度来看是方方正正的火柴盒，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向心围合庭院的外立面。如果我们能穿过这栋楼的门，会发现来到了一个中央庭院（下图），四面的楼体围合起来，一层往往有连廊。这栋府邸中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向着这个庭院的，四周的楼体将这里与外面的大街分隔开来，从街上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外立面。可见除了北京的四合院，罗马人“院落”的意识也是很强的，在繁华的城市中，内向院落所营造的安静环境是人的一种天然需要。

罗马的这条轴线是一条道路，除了起点的方尖碑和道路尽端作为视觉焦点存在的祖国祭坛外，并无其他纪念性建筑坐落于其上。它是供人在其中通行并感受城市景观和象征意义而体现其地位的。

另一个例子是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由于这条街的著名程度，其从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到凯旋门所在的戴高乐广场这一段就无需多言了。它的更高一层意义在于，尽管从凯旋门再往西就不再称为香榭丽舍大街了，但这条路仍然笔直地一直向西，一直越过塞纳河，到达巴黎的新区拉德方斯。拉德方斯的新凯旋门也坐落在这条延长线上，使其成为连接新旧巴黎的更广阔的轴。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一定十分熟悉，因为这与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成为奥林匹克公园主轴线的意思很相似。可惜由于北京“摊大饼”的形态，这条轴承担不起巴黎那样一种广阔的时空形态。

可以轻易地发现，巴黎的这条轴，与罗马的科尔索很相似，都开始于一个具有方尖碑的广场，而且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一条畅通无阻的路，是人可以在其上往来流通的空间。尽管巴黎这条路比罗马宽广很多、壮阔很多，把人变得稍微渺小了一点儿。

（此图引自互动百科)